第八章 岑春煊与保皇会（第5/10页）

偶见其座上，有假冒岑督致彼之公文一角，盖必伪托，以欺外埠商人者。其见和到，旋检而匿之袖里……仪是时寄居港栈，而来往于南洋者甚众，果闻有康党伪托岑督劝捐之公文，行骗各埠之说。

康有仪虽指为伪托，未必没有其事。所以他又说:

自念督署关务房，仪先祖与父，于微时曾执役于此，虽与该大逆之祖若父，同有役股，惟伊胞叔介藩及兄弟，盘踞多年，时有藉此作奸。今闻有前此伪谕之事，设或出于关务房，则事发不免再受拖累。因将此事，并逆党之近情薄为，密禀岑督，静中查办。禀内声明，同和实见其伪札，并薄知贼情，特留其在省候讯指供。仪以他事，并为避逆党之凶锋，暂避于上海某处。如仪挟嫌诬攻，则和可就近拿捕，仪亦可一电奉擒等。禀去后，此事久而未发，虑为逆党贿搁。因前后再补一禀，然终未蒙批斥。想岑督未便据一面之词，或又为逆党所诬未定。否则，该大逆之乡省祠屋已封，祖坟已掘，断无留此役底，以为肘腋之祸，授逆党以窥伺，及作奸之理。[48]

康有仪致函梁鼎芬揭露此事，不满于幕僚的从中阻挠外，或许已经疑心岑春煊有意包庇。

其时清廷力行新政，各地督抚鉴于时势，为博取政声，较清政府步伐更加急切。推行新政首先需要聚集人才，早在1900年9月26日，岑春煊就奏请“上下一心，力图振作，求人才而行实政”，主张“痛心求治”，“破格用人”。[49]而当时能够招揽的维新人士多曾参与戊戌变法和庚子勤王密谋。清政府直到1904年6月21日，才谕令赦免除康有为、梁启超、孙文三人以外的戊戌案内各员。岑春煊不顾党禁之严，署四川总督时即“恨不能多得贤者以助之”[50]，督粤后幕府中相继延揽了曾经参与正气会和中国议会的周善培、丁惠康、陈锦涛、温宗尧以及保皇会的汤叡等人，[51]，并对他们极为器重。[52]这些人在保皇会与岑春煊之间沟通联络，进一步加强双方的关系。

周善培于1899年访日期间，与梁启超多次见面会谈，1901年、1904年、1905年他又三度东渡，每次都与梁启超有所往还。1905年，梁启超邀约周善培、张鸣岐在香港会面，周、张二人报告岑春煊，岑“很高兴地说：‘可惜我不能去会他’，立刻请坚伯就去，拜托坚伯替他向任公致意，问任公出国几年，有什么挽救国家的办法，尽量告诉他”。此行二人与梁启超长谈，张鸣岐将重要内容记录下来，回省转达岑春煊。后者虽然没有采用梁的办法，“却对任公始终是表示崇拜的”。[53]后来岑欲将康有为的门生、女婿麦孟华礼聘入幕，并计划与梁启超在上海秘密会面。[54]以至于陈庆桂参劾其“以应行严缉之人，而竟倚为心腹”[55]。

用人之外，岑春煊的主张做法也与保皇会及国内的立宪派士绅多有契合。督粤期间，他知“欲去两粤之乱，要从吏治、民生、路矿、农工入手，但非真变法，即不足以语此。而目前救民水火，亦不能不治标，奈何奈何，为之奈何！”为此“焦忧日迫，故时愈时病，终难复元”。[56]黄遵宪通过周善培转告岑要注意收拾人心，以备大局应变，不要过于看重总督的头衔，岑还去信表示感谢。[57]他不顾幕僚及有司的反对，采纳尹克昌的进言，欲设局专门筹办地方自治[58]，又支持张謇、郑孝胥等人创办立宪团体，“愿助开办费一万元，仍筹常费岁一千”。参加宪政研究公会的张元济、夏曾佑、叶瀚、孙多森、狄平等人，都是庚子正气会和中国议会的骨干。

岑春煊被排挤出京后，一面致电袁世凯，“拟请由公主稿，邀同泽公及张、端诸公联衔沥恳，迅筹设立新内阁，以定大计”。要求变制为责任内阁，一面表示赞成张之洞托蒯礼卿传递的“内阁总理一人，必合内外官用廷推之法，并主持即开国会”的意见。[59]从岑春煊幕府出身的署理广西巡抚张鸣岐，开始也想招麦孟华入幕，其“求才若渴，恨不能得公（梁启超）相助为理，务请佛（康有为）欲来，决办地方自治”，并“力主开国会”，“谓国会一开，康、梁党禁即解”。[60]

丁未政潮，岑春煊虽然因为与康、梁的关系而被挤出政坛，实际上疆吏乃至王公亲贵暗中结交保皇党，在当时已是公开的秘密。[61]他们有的本来就是维新变法的同道，新政复行，官府与新党的政见隔阂渐趋模糊，而相互利用处日见增多。五大臣考察宪政归来的奏议，即出自梁启超之手，其中端方、载泽等与梁的往来尤多。不过这时保皇会尚未将希望完全寄托于权贵身上。1906年春梁启超函告徐佛苏:

现今大吏中，其指日封疆而可借以布画一二者，宜莫如贵乡袁京兆，公盍一图之。若终无绝当意者，则不如仍从民间，一积势力，鄙见仍觉主动者必当在民，若得舆归一途，成一庞大之势力，则上部之动，亦非难耳。[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