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新加坡华侨

保皇会发动勤王，对全球华侨进行了广泛的政治动员，也得到海外华侨的普遍响应和支持，后者不仅提供了大量的捐款，而且始终关注勤王方略的制订调整及其实施。其中新加坡华侨对庚子勤王运动的贡献尤其巨大。关于新加坡华侨与庚子勤王运动的关系，相关著述已经有所论及。依据近年来的新出史料，既有研究存在两方面局限，其一，没有看到除邱菽园以外其他新加坡华侨的参与和作用，对邱本人介入的程度则囿于财政后援一隅；其二，将整个勤王运动视为保皇派的单独行动，忽略了各种政治派系组织上的联盟和行动上的合作，以及在“大合”之下各派的自行其是。而新加坡华侨不仅支持康有为，也对实际上处于联合阵营中枢地位的长江流域的革新党予以积极援助。后者借勤王以兴民政的政纲及其反清底色，得到超越保皇会范围的社会联系的强化，最终促使新加坡华侨与保皇党分离，有的甚至转而支持革命党。

第一节　邱、林、徐、黄、力

1900年6月下旬，康有为致函设在澳门的保皇会总局诸办事人，谈到新加坡华侨对勤王计划与行动的态度:

连日仰光、吉冷、暹罗、澳美信电交至，责望起兵勤王，岛日日侧望，徐、力、黄、林急如星火，抚髀拍掌催促。及前日闻上弑之谣，岛恚怒，诸公大恚，在岛处责语难闻，谓经营两年，糜十余万金，而至今大急之变，不能补救，并不能起。又言：若我今不起，外国代我立主，则与外国为难，更不能起矣。其言甚怒，于办事诸人皆有微辞。故于汇三万之后（廿七日汇），适有此事传闻，恚而不汇（汝来书但言可起，不可言其恚怒也）。吾闻而愧甚，无以对上，无以对菽，更无以对各埠责望之心。……即以岛之明达，尚有太持重之言，林、徐、黄、力更有它言矣，林至谓用弓矢亦可。[1]岛，邱菽园，号星洲岛主；徐，徐季钧（亮铨）；黄，黄乃裳（黻臣）；林，林文庆；力，力昌（艾生）。上述五人，在保皇会专为勤王行动制定的电报密码中有名可查，邱、林列入人名栏，黄、力、徐列入人名补栏。[2]

这五位华侨彼此关系密切。1898年5月《天南新报》创立时，邱菽园为大总理人兼华文总席，林文庆为英文总校，徐季钧为主笔。[3]邱、林二人私交甚笃，政见亦同，在许多新兴事业上进行过卓有成效的合作，可以说是这一小集团的核心。黄乃裳于1899年9月五十岁时才举家南渡。他加入这个圈子，有两方面因缘，其一，林文庆是他的大女婿；其二，他与邱菽园是1894年甲午科乡试中举的同年，第二年又曾一同赴京会试。黄的加盟成为和这个圈子多少有些距离的力昌与此结缘的重要契机。力昌是福建名士力钧（捷三）的族弟，也是甲午科举人，黄在国内曾与力钧同办兴化盐务，又认识力昌，他下南洋的目的，便是与力昌合作，实行移民垦殖计划。1900年7月，两人在邱菽园、林文庆的支持和出面担保下，与沙捞越政府签订了垦荒合约。[4]

上述五人与维新派早有渊源。1895年，邱菽园、黄乃裳赴京会试，适逢中国对日战败，签订《马关条约》，康有为等发动“公车上书”，邱、黄二人毅然参加，签名拒和。后邱菽园以主战者不可靠，感到失望，收回联名拒和名单。此番两人均落第，却从此分别走上变法维新之路。邱菽园两年间游历沪苏杭穗港等地，结交维新人士，与丘逢甲、康有为、黄遵宪、唐景崧、王晓伦、梁启超、林鹤年、潘飞声等号为诗中八友。戊戌变法起，邱菽园等人创办《天南新报》，以为响应。他们与康、梁一派不仅思想共鸣，而且建立联系。《天南新报》馆一成立，即“承澳门《知新报》托为代售其报章”[5]

1897年，徐勤在横滨创立戒鸦片烟会，邱菽园的挚友，《香港华字日报》主笔潘飞声和《知新报》主笔刘桢麟分别创设分局于港澳，新加坡“僻处南荒，声气不广，虽未设有分局……其开列履历寄往香港分局挂籍者亦不乏人”。《天南新报》成立后，社友李乾生“以为不设分局不足以通声气善鼓舞”，与邱菽园协商组织。[6]

黄乃裳返回福建，即在教会所办《闽省会报》发表《英华格致书院关系国家说》，首次表达其变法维新思想，主张讲求西法，培养西学人才，振兴工商业。接着独立首创《福报》，痛斥顽固守旧，宣传变法维新，并协助任英华书院教习的美国教士蔚利高（C.Myron Wilcox）润色其译著的《美国史略》一书。1898年春，黄乃裳携长子再赴北京参加会试，刚好遇上百日维新，遂“奔走于六君子及讲求新学诸京官之门”[7]，与康、梁等多有交往，屡次参与上书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