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保皇会的勤王谋略（第13/21页）

保皇会盲目张大声势，坚持数路大举，又不肯与他人合作，且急于发动，只好走捷径图侥幸，实行“散款招伙”之策，“意在收罗豪杰，自不能无所滥竽，拔十得五，千金市骏马之骨，是亦不得已之事”。除心腹死士外，还要“旁收偏裨，以备牵应，或虽未深信，而不得不羁糜用之，免资敌致祸”。[173]结果“杂进群才”，“愈益滥支”。到6月报账时，“所开各人数，实堪骇异”。[174]《实际收到的海外捐款10万元已用去8万。康有为不得已，下令“尽购货不招伙”，“不须预招”，使“神不外散”，并改变前此“曲体人情，不必尽责高义”[175]，补贴办事人小费家用的做法，紧缩开支。

7月，各路人马将起，纷纷催请饷械，保皇会支绌异常。康有为以“大事为杂款所累，竟不能举，失时失机。散漫不节甚矣”，进一步明确指示总局将所存9万元以7万购械，2万运动，并且“定束水刮沙之法，汰无要之款，以专济赴机之用，一切截止各事，亦截止各款”，办事人“但支月费”，“专办一事之人支二十金，书札奔走之人支十金”。[176]

然而，因摊子铺得过大，虽然“名出二三十万，而存款常乏，皆有饷无现款，皆应急而发，备左支右，备右支左，得前失后，后者未足，前者已尽，故空费极多”，根本无力兼顾长江。到11月，“大局虽未全失，然饷源实匮”[177]，只得停办“累饷最大”[178]的粤局，以节靡费。

资财耗尽，一事无成，当时事后各方纷纷猜测指责康门师徒中饱舞弊。康有为顾及派别私利，不敢直言相告，其自相矛盾的种种辩解推诿，反而加重了人们的疑心，坐实这一桩公案。其实，保皇会或有挪用部分款项于不急之务，如办学校、书局、报刊、公司等，军情紧迫之际，梁启超曾以在港办铁器公司为名，倡议从檀香山、香港、新加坡“集股二十万”，称“此事乃两便之道，以生意而论，亦不坏。而借以助我正事，为香港聚集同志之地，尤大便也”[179]。对勤王大计三心二意，不免自私自利之嫌。但保皇会款绌的主要原因在于虚糜太甚，“空费极多”。该会原计划筹款百万，实际到手30余万。截至6月底，除邱菽园的12万外[180]，各地捐款汇到香港的仅5万5千。

海外募捐，往往认捐快而缴款慢，费用又高。康有为曾抱怨道：“计檀山及南中各埠可得廿余万，惟皆未交（今一切全藉邱力，可以此动大众）。美埠甚多，何所得之区区乎？”[181]梁启超在檀香山筹款八九万，到6月中旬，实际收集的不过4万，寄往港澳和日本的只有2万。

鉴于“似此尺进寸退，终不能成大事”[182]，梁启超只好转而设法通过美国人借贷，先联系名鲁云之人，后以其不甚诚实，又以2万金委托美国人赫钦到纽约办理千万元的巨额借贷，并以此为大举成功的希望。[183]他一再函告康有为、邱菽园、唐才常、梁炳光和澳门总局，建议等到8月借款事成再行发动。然而，款未到手，2万本金也付诸东流。平心而论，康有为的辩解虽暗藏损人利己之心，关于捐款用途的说明则大体属实。

康门师徒是论学才子而非办事能人，他们知道“当乱世终非挟兵力不可立也”[184]，也懂得“凡办事与谈道不同，谈道贵阳，而办事贵阴，况兵者诡道乎！从草泽而与朝廷抗，又阴之阴者”[185]1900年6月27日。但行动起来却力不从心，先定大而无当的计划，继以浮而不实的筹备，以同门人办天下事，结果四处碰壁，焦头烂额。相比之下，兴中会人少财乏，而惠州起义从筹划组织到指挥行动，却要严密有效得多。所以梁启超不顾师尊同门的责怪，一再肯定孙中山一派致力于武力反清之事，“实娴熟过于我辈远甚也”。[186]

这种由地位、经历、社会交往等因素综合而成的能力差异，对今后各自的走向不无影响。康有为表示：经此一役，“自后不敢言兵”，不仅是害怕流血牺牲，痛恻于“株连死者无算”[187]的惨状，更重要的是绝望于保皇会的军事能力，言兵无异于送死。他们并非根本反对动武，而是担心玩火自焚。倒是徐勤说得坦白：“若欲起事，必不能成，故亦无容议及。”[188]从此，保皇会除以金钱收买死士密谋暗杀外，将光绪复辟付诸卦象，以“待时听天”“坐待复辟”[189]，自欺欺人。

不过，海外华侨并不因此而见谅保皇会。庚子后，徐勤每到各埠，华侨均要求自立、起兵。“若云起兵不可，自立不可，则人必曰：开会何用，又何必筹款乎！”[190]为了稳固财源声势，保皇会开始自觉地以勤王名义为谋财手段。1901年初，美洲华侨响应荷马李的倡议，企图大集各埠精英归国举义，康有为坚决反对，认为：“假若纷召各埠，则所捐得之款，尚不足养各埠议事之人，况言办事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