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卫所制度之崩溃

一

《明史·刘基传》：

太祖即皇帝位，基奏立军卫法。

《兵志序》：

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旧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外统之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而上十二卫为天子亲军者不与焉。征伐则命将充总兵官，调卫所军领之。既旋则将上所佩印，官军各回卫所，盖得唐府兵遗意。

卫所的组织。《兵志二·卫所门》记：

天下既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所设总旗二，小旗十，大小联比以成军。

卫有指挥使，所有千户、百户，总旗辖五十人，小旗辖十人，卫统于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洪武二十六年（1393）时定天下都司卫所，共计都司十七（北平、陕西、山西、浙江、江西、山东、四川、福建、湖广、广东、广西、辽东、河南、贵州、云南、大宁等），行都司三（北平、江西、福建），留守司一（中都），内外卫三百二十九，守御千户所六十五。成祖以后，多所增改，都司增为二十一，留守司二，内外卫增至四百九十三。守御屯田群牧千户所三百五十九。约计明代卫所军兵的总数在三百万人以上。

卫所军兵的来源。《兵志二》记：

其取兵有从征，有归附，有谪发。从征者诸将所部兵，既定其地，因以留戍。归附则胜国及僭伪诸降卒，谪发以罪迁隶为兵者，其军皆世籍。

从征、归附两项军兵大部分是建国前期所组织，谪发一项当为建国以后的新兵，又名恩军。《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二：

洪武二十七年四月癸酉，诏兵部凡以罪谪充军者，名为恩军。

此外，最大的来源为垛集军。《兵志四》：

明初垛集令行，民出一丁为军，卫所无缺伍，且有羡丁……成祖即位，遣给事等官分阅天下军，重定垛集军更代法。初三丁巳上垛正军一，别有贴户，正军死，贴户丁补。至是令正军贴户更代，贴户单丁者免，当军家蠲其一丁徭。

一被征发，便世世子孙都附军籍，和民户分开。《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一记：

洪武十三年五月乙未，诏曰：军民已定籍，敢有以民为军，乱籍以扰吾民者，禁止之。

户有一丁被垛为军，优免原籍一丁差役，使其供给军装盘缠。《明会典》卷一五五：

凡军装盘缠，宣德四年令每丁一名，优免原籍户丁差役。若在营余丁，亦免一丁差役，令其供给军士盘缠。

二

除从征和归附的军兵以外，谪发和垛集军是强迫被征的，被威令所逼，离开他们所惯习的农田和家属，离开了他们所惯习的日常生活，被安排到一个辽远的陌生的环境中去，替国家服务。一代一代下去，子子孙孙永远继承着这同一的命运和生活。在这情形下，大部分的军士发生逃亡的现象。章潢《图书编》说：

国初卫军籍充垛集，大县至数千名，分发天下卫所，多至百余卫，数千里之远者。近来东南充军亦多发西北，西北充军亦多发东南。然四方风土不同，南人病北方之苦寒，北人病南方之暑湿，逃亡故绝，莫不由斯，道里既远，勾解遂难。

初期国家法令尚严，卫军比较能安分服务。稍后政府不能约束官吏，卫军苦于虐待和乡土之思，遂逃亡相继，据王琼的观察，逃亡者的比例竟占十之八九。他在《清军议》中说：

国初乘大乱之后，民多流离失恒产。然当是时官皆畏法不敢虐下，故建卫从军，多安其役。自后日渐承平，流罪者悉改充戍，故人有怀土之思，不能固守其新业。于是乎逃亡者十常八九，而清勾之令遂不胜其烦扰矣。

卫所官吏一方面剥削卫军，使其不能生活，被逼逃亡。《明宣宗实录》卷一〇八记：

宣德九年二月壬申，行在兵部右侍郎王骥言：中外都司卫所官，惟故肥己，征差则卖富差贫，征办则以一科十。或占纳月钱，或私役买卖，或以科需扣其月粮，或指操备减其布絮，衣食既窘，遂致逃亡。

刘大夏《刘忠宣公集》卷一《条列军伍利弊疏》说：

在卫官军苦于出钱，其事不止一端。如包办秋青草价，给与勇士养马，比较逃亡军匠，责令包工雇役。或帮贴锦衣卫夷人马匹，或加贴司苑局种菜军人内外官人造坟皆用夫价，接应公差车辆，俱费租钱，其他使用，尚不止此。又管营内外官员，率与军伴额数之外，谪发在营操军役使，上下相袭，视为当然。又江南军士，漕运有修船盘削之费，有监收斛面之加，其他掊克，难以枚举。以致逃亡日多，则拨及全户，使富者日贫；贫者终至于绝。江南官军每遇京操，虽给行粮，而往返之费，皆自营办。况至京即拨做工雇车运料，而杂拨纳办，有难以尽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