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今日之域中，谁家之天下（第3/6页）

李勣死的时候，武则天已经巩固了永徽夺宫的成果。在上官仪事件后，二圣并立成为朝堂之上一道独特的权力运行风景线。

李勣的临终安排透露着一种深刻的政治智慧，李弼被赋予了绝对的权力。为了保全门户，李弼可以扑杀任何不肖子弟。

门户是当时人们在生活中的主要追求，房、杜等贞观年间的重臣们辛苦立门户，力图与那些正在衰亡的山东士族攀结婚姻，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一般来说，一个门户既经建立以后，如果要将其毁掉，多半是因为政治原因，尤其是因涉及谋逆问题。本门户中如果有成员参与此类活动，便可招致整个门户的毁灭。

李勣的这些话并不是危言耸听，是他经过反复思考后得出的结论，因为有大量的前车之鉴摆在那里。李勣的思想由来已久，玄武门之变前，秦王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兄弟相残，但他没有介入任何一方。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李世民的几个皇子再度陷入储君之争，朝臣内无人不结党，李勣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政治倾向。

如果非要说李勣曾经卷入过政治斗争，那就是永徽年间，高宗要废王立武，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代表的元老重臣们极力反对立武则天为后，以许敬宗、李义府为代表的一批臣僚则全力拥护，在元老重臣中只有李勣一人称病而不表态。在高宗多次询之下，他才算勉强给出了“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的回答。但那时的形势是，大势已经渐趋明朗化。

李勣的人生经验，也是他对未来形势的一种预判与估计。以李勣之智，他当然知道，二圣临朝的局面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变动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武、李两大派系必定要来一场你死我活的大冲突。不管是哪一派取得最终的胜利，都与李勣家族的利益无关。李勣家族只关心一件事，那就是在冲突爆发之后，他们还能否保全自己家族的门户和利益？

李勣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临终所嘱之事会一语成谶。他的孙子李敬业会起兵，殃及家族。

就在武则天着手推动长期临朝称制，建立一个名义上上应天庭仙阁而又形式上托古改制的新朝堂的时刻，李敬业和他的弟弟李敬猷、给事中唐之奇、长安主簿骆宾王、詹事司直杜求仁走到了一起。

或是遭到朝廷贬谪的落魄之人，或是郁郁不得志者，他们中有两种失意分子，庶族失意分子与士族失意分子。骆宾王与魏思温两人是庶族失意分子，其余几人则是士族失意分子。

魏思温原是一个县尉，一个低级别官员，他的出身是庶族。而骆宾王则是初唐四杰之一。唐之奇、杜求仁及李敬业兄弟，则是几个失意的士族分子，他们的家族都列名于《姓氏录》。这些家族，在显庆年间兴盛一时，但后来的地位下降了，因此显庆先进变成了上元后进。

这些望族地位的下降，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相对的下降，二是绝对的下降。与武氏家族及裴炎集团两大上元后进比较起来，他们处于被冷遇的地位，这是相对的下降，更是绝对的下降。他们之所以走到一起是因为失意，可他们的失意又各有各的失意。

李敬业被降职为柳州司马，三品眉州刺史被贬为从五品柳州司马；

弟弟李敬猷则被解任正六品县令之职，成了平头老百姓。

唐之奇被降职为栝苍令，骆宾王被降职为临海丞，杜求仁被降职为黟县令，杜求仁就是“一门出过三秀才”杜正伦的侄子。

这几个人因为失去官职，觉得面子上过不去。李敬业召集他们在扬州会合，共商应对之策。他们这次集会秘密地在李敬业家中举行，开始谈的是个人的失落与不平，到了酒酣耳热的时候，渐渐把话题转向了武氏的朝政。

于是就破口大骂起来，骂的那些话，后来骆宾王都写在那篇著名的“讨武檄文”里了。

李敬业身为功臣之孙，并不是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还是有一些真本事的。他自幼练武，射艺过人，能走马如飞。长成后曾随李勣南北征战，十分勇猛。历任太仆少卿、眉州刺史，袭爵英国公。此人有一点儿胆气，但他爷爷李勣认为他未免太过狂妄。

据说，高宗时，有江湖草莽人士聚众为寇，朝廷数次派军队讨伐却始终未能奏效，于是就派了李敬业去做刺史。州府专门派了兵卒在郊外迎接他，李敬业却让这些士兵们统统回家，自己单骑到府衙报到。城外的草寇听说新刺史到了，都非常紧张，磨刀擦枪严阵以待。

可是李敬业对贼事却一句话也没有问，等到处理完其他公务，他才抬头问：“贼安在？”部下答道：“在南岸。”李敬业就带着两名下属前去查看，身边的人没有不为之惊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