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后高宗时代：谢幕与登场（第4/4页）

当她还是太宗才人时，太子李治就向她投去热情的目光；当她在感业寺枯守青灯时，又是高宗向她伸出了温暖的手臂，把她从绝望中带回恩宠加身的后宫；高宗还帮她击败了众多的对手，让她参与朝政。没有高宗，她不可能当上皇后，更不可能有今天的地位。

武则天枯坐于高宗灵柩前守灵三个昼夜，其间未曾合眼休息，围观者无不为之动容。武则天最为溺爱的太平公主哀求母亲下榻时，武则天说：“我现在不能入睡，我在细想许多家国之事，你是不懂的，你的兄弟们也是不懂的，你们可以高枕无忧，而我做不到。”

当身受天子临终之托的侍中裴炎前来劝时，武则天突然大放悲声：“天子既去，社稷已在飘摇之中，大唐前程就仰仗裴侍中你们这些重臣了。”

武则天打破了历代皇帝的陵墓前不竖碑的惯例，专门为高宗皇帝树立了一块巨型石碑。碑石取自西域于阗，高七米多。碑身有七节，榫眼扣接，连为一体，俗称“七节碑”。碑文《述圣记》由武则天亲撰。武则天在碑文中，将永徽以来的所有政绩，统统归功于高宗。

高宗时代结束了，但接下来该是谁的时代呢？当然是高宗的皇子的时代，也是武则天儿子的时代。但是武则天对自己的这两个儿子毫无信心，这也是她在悼词中说的，“念兹孤幼，哽咽荒襟”，“抚眇嗣而伤今”，这也的确是她的心声。

李哲和李旦根本不是当皇帝的料，他们的气魄与学识连高宗也不如。

高宗有她这个贤内助在旁辅佐三十年，才能够有今天的局面。有谁能够帮助她这两个儿子？念及此，她不由得“哽咽荒襟”。

高宗临终嘱托，让侍中裴炎成了宰相中唯一的顾命大臣。裴炎也由此卷入了帝国高层政治的斗争旋涡。裴炎说：“天子遗旨令微臣忠心辅佐太子，但朝政之舵还需圣明的天后把握左右，这是天子遗旨，这也是大唐永保太平盛世的保障，微臣对此坚信不疑。”

此时的侍中裴炎是武则天最为信赖的政治伙伴，裴炎从高宗皇帝手里接过的遗诏，玄机暗藏。日后大唐政坛的诸多波澜，都是从这里荡开涟漪，最后泛滥成灾。

高宗留下的遗诏，如果去掉那些自我标榜的华丽辞藻，其实就表达了两层意思。

一是太子即位事不宜迟。让太子在自己的灵柩前即位，自己的葬礼即是新皇的登基大典。

二是武则天要逐步淡出，不能一直把持权力。新皇帝执政后，“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

所有的玄机都落在第二条上，这句话貌似抬高武则天的地位，实则不然。其实高宗在临死前，内心深处是有挣扎的。一边是陪伴自己一路走来的皇后，一边是大唐的百年基业。他想左右兼顾，可又谈何容易？为难归为难，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还是做出了理性的选择。

凭着多年的夫妻情和战友情，高宗对武则天的政治手段和执政能力颇为信任。从显庆五年（公元660年）以来，他和武则天既是夫妻，更是战友，两人携手在黄金时段演出了一幕幕夫妻档的好戏。他看着当初那个泪眼婆娑的武媚娘由弱变强，由强变刚。一个女人被时局淬炼成了一个政治老手，一把锋利的刀。

既然高宗如此推崇武则天的政治表现，却为何不直接将其推向临朝称制的位置，然后等条件成熟再还政于嗣君？

高宗后期因为病情趋于严重，武则天俨然就是皇帝助理。这种权力塔尖上的双人舞，让帝国的官员早就心忧不已。太常丞李嗣贞曾经劝谏：“祸犹未已，主上不亲庶物，事无巨细决于中宫，将权与人，收之不易。” 而深受高宗信赖的尚书左丞冯元常也曾密言“中宫威权太重，宜稍抑损”。天皇虽然没有采取断然措施，但是这些官员的话还是让他内心有所震动的。

高宗对官员提出的这些意见还是认同的，无奈一天到晚和病魔做斗争，哪里还有精力腾出手来压制武则天？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高宗皇帝显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于是在这道遗诏上留了一手。

但是高宗哪里会晓得，这一手会成为武则天日后迅速上位的助推器。

遗诏中最厉害的一点，就是剥夺了武则天的执政权。不仅没有让她摄政（临朝称制），甚至不让她再过问政事——军国大事，如果新君能“决”，那就不需要劳烦天后了。

高宗皇帝想借死后皇位更替的机会，解决生前未解决的问题。他想让武则天从此从台前走向幕后，直至完全退出权力舞台，让自己的接班人新皇李哲能像个男人那样去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