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太子李贤的囚徒困境（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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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凤元年（公元676年），又是一个多事之秋。年号仪凤来源于陈州府的上奏，奏书说有人在陈州水边看见一只庞大无比的金色凤凰从天上飞落的虚幻之景，所有天下臣民都相信了凤凰之说，而凤凰又象征着吉祥。

凤凰降临尘世，带来的自然是大吉之兆。天下承平已久，没有人愿意灾难降临人间。

武则天对高宗说，既然天意如此，那就再改一次年号吧，仪凤的年号会给大唐社稷带来祥瑞和富庶。

就这样，上元三年又变成了仪凤元年。朝臣们早就习以为常，没有人知道武则天为什么那么热衷于改换年号。

从显庆、龙朔、麟德、乾封、总章、咸亨、上元，如今又是仪凤。年号成了武则天的个性化签名，在她的率性而为之下不断变化着，让人感觉到她内心正在逐渐生长的欲望与焦灼。

可是东宫的学者们却并不那么认为，他们对武则天这种没事就变换年号的做法颇有微词。混乱的年号让他们在修订典籍史书的时候遇到很大麻烦，可他们也只能在背后发发牢骚，并未因此向朝廷进谏。

他们不愿因为这件事而开罪武则天。事实上对年号的随意更改并不是武则天一个人的随心所欲，她的背后站着一群饱学之士为她出谋划策，他们就是北门学士。

如果说北门学士是武则天豢养的权力门徒，那么东宫学者就是太子李贤背后的智囊团。

东宫学者们把追随武则天的北门学士视为政治学术领域最为强劲的对手，北门学士因为有武则天为其撑腰，往往以圣哲自居，以冷眼轻觑太子身边的张大安、刘讷言、薛元起等人，东宫学者们在忧愤之余便把希望寄托于太子李贤的身上。

其实《后汉书注》就是东宫学者与北门学士相互较劲、勾心斗角的产物。张、刘、薛三人合力帮助太子李贤修撰这部巨著，其挑战和示威的目的也就呼之欲出了。

太子李贤将《后汉书注》呈献给洛阳宫的高宗，高宗满心欢悦，就像赏赐当年修撰《瑶山玉彩》的李弘一样，他命东宫差役带回了满满一车的金银布帛作为赏赐之物。

高宗很是高兴，手诏褒奖，他说，修史乃是国家的大事，太子勤思政理，鉴戒前史，值得称赞，所有参与的人都要赏赐。手诏还同时号召诸王效仿太子，常把国家社稷放在心中，不要玩物丧志。

李贤对《后汉书注》这样一部倾向性极为强烈的书，进行了大量的注释，其用意昭然若揭。通过这样一部作品，他要将自己内心对于现实的一种不满态度宣泄出来，他反对将要出现的武氏临朝称制的局面。尤其是针对书中大量涉及吕后篡权的事，他做了大量的注释。

武则天翻阅了太子送去的书籍，太子李贤用了大量笔墨来写吕氏临朝，外戚专权，闹得朝堂上下鸡飞狗跳。

这是编撰史料还是在指桑骂槐？武则天内心压抑的怒火喷薄而出。

高宗皇帝的表彰和支持，使太子李贤的声望如日中天。

李贤也明白，自己的太子之位要想坐得稳，就要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要尽可能地插手朝廷之事，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权力网络。

太子李贤的任何举动都难以逃脱武则天的法眼，刚解决了对自己有威胁的李弘，现在又冒出了一个更加厉害的李贤，连她自己都怀疑他们到底是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如果是，难道他们生来就是为了和他们的母亲为敌的吗？

武则天忧心忡忡，彻夜难眠，若任凭太子李贤发展，自己到最后难免会落个退居后宫的下场，一生的理想，半世的心血将会付诸东流。

随着太子李贤的地位和声望的不断提高，对权力的需求日益上升，再加上德高望重之人和朝廷重臣的辅佐，太子李贤周围逐渐形成了一股较强的拥李势力。

太子越是积极参与国政，就越容易加深同武则天之间的矛盾。

在参政过程中，太子李贤对母后所表现出来的种种高压态势不予赞同,甚至反感。

武则天很快让差役从洛阳给太子捎去两本书，一本是《少阳正范》，另一本则是《孝子传》，两本书均是由北门学士执笔修纂。与此同时，天后武则天派人捎话给太子，要他认真阅读这两本书，深刻领悟其中要旨。这两本书都是教人尽忠尽孝，作为君王的接班人，应该做天下人的表率。

太子李贤收到母后武则天的赠书后很是不快，他拿过《孝子传》翻了几页。

按照李贤的理解，《孝子传》是给那些不孝之子读的，如此说来母后已经视自己为不孝之子了。

李贤经常会拿过《少阳正范》对身边的人说：“你们懂这个书名什么意思吗？少阳正范就是太子正范，我这个做太子的要让皇后来为我正范？岂不让天下人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