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其人（第3/5页）

1895年11月，康有为离京南下，在上海组织了个强学分会，组织发行了《强学报》，宣传维新变法，派送赠阅，并不收费，但仅发行5天，出版第二期时又被查禁了。

1897年11月，德国出兵侵占胶州湾，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康有为在广州听到此消息后，立刻赶往北京。12月，呈《外衅危迫，分割迭至，急宜及时发愤，革旧图新，以少存国祚折》，史称《上清帝第五书》。因为这个折子情词激烈，刺激人，工部堂官认为他危言耸听，不为代递，心灰意冷的康有为决定移民巴西272。行李都装上车了，却逢翁同龢273来访。一个当朝重臣和一个“基层”主事密谈了什么，史书没有留下任何记载，接下来的历史事实是：一、康有为留了下来；二、光绪皇帝收到了兵部掌印给事中高燮的奏折，请皇帝召见康有为“垂问国事”；三、光绪皇帝表示要亲自召见康有为，命令总理衙门安排一下。工作都做到这个份上了，但奕就是不安排，他的理由是：“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能召见。今康有为乃小臣，皇上若欲有所询问，命大臣传语可也。”274于是工部主事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的西花厅进行了一次“论文答辩”，参加的答辩委员会成员有：北洋大臣李鸿章、总理衙门行走翁同龢、兵部尚书荣禄、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左侍郎张荫桓。

《上清帝第五书》几经周折到达光绪的南书房。光绪读完这封长达7000余字的奏折，确实被康有为震撼了，从此，他对康有为格外垂青，下令以后康有为如有奏折，即日呈递，不得阻拦。而康有为也懂得知遇之恩，对光绪终生感激，将一生的政治赌注都押在了皇帝身上，并铁定了他对君主立宪的信念。此后，无论中国政坛如何风云变幻，他都对此坚持到底，矢志不渝。

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又上了《应诏统筹全局折》（即《上清帝第六书》），请求光绪帝发起变法，比较国外诸国形势，强调“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

1898年4月12日，康有为在北京又组织了个保国会，设会宗旨是“保国、保种、保教”，即保国家政权，保民族自立，保圣教不失。在北京、上海设总会，各省、府、县设分会，要“合群策、群智、群力”，发愤救亡，推动维新运动。在成立大会上，康有为慷慨陈词，“二月以来，失地失权之事已二十见，来日方长，何以卒岁？”275很是感人！

1898年6月11日，光绪发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实行新政，“变法自强”，戊戌变法开始。6月16日，光绪皇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赏六品衔，任“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就是没有编制的总理衙门主管大臣的秘书），同时给他以专折奏事的权力。半月后，梁启超以举人身份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授以办理译书局的事务。

9月5日，光绪给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四人各加四品卿衔，参与新政，代皇上草拟所有有关新政的诏书，因为当时的四大章京颇有实权，所以按梁启超的说法是“名为章京，实为宰相”。

6月11日以后，“很开明”“也很上进”的光绪帝不断发出“行新政”的诏书，甚至“一日数令，倾泻而下”。然而法不是随便就可以变的，法变则人变，法变则权力变，法变则利益变。把别人的利益变没了，把别人的权力变没了，兔子急了也是要咬人的，原来没咬你，主要是还没到那个份上。大量的急风暴雨式的变法惹急了大量的“顽固派”。

也就在光绪把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四人提拔为总理衙门章京的当天，慈禧就和荣禄商量要废掉光绪皇帝。9月14日，光绪在变法期间第十二次去颐和园请安，请示开懋勤殿议新政，被慈禧太后严厉驳回，这是变法启动以来没有过的情况，光绪感觉不妙，回宫以后，就写了一道密谕交给杨锐，其内容是：“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谏，太后更怒，令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期望之至。特谕。”这就是后来传说中的“衣带诏”276。

杨锐接密诏以后，约林旭商筹，让谭嗣同出面冒一个险。9月18日深夜，谭嗣同到法华寺面见袁世凯，拿出光绪皇帝的密谕，要求袁世凯迅速举兵，先杀荣禄，然后包围慈禧居住的颐和园，并许诺说事成以后立即升袁世凯为直隶总督。

后面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皇帝寝宫，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同时逮捕了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等六人277。本打算审审，但刑部尚书赵舒翘上奏说：“此等乱臣贼子，杀无赦，何必问供。”于是9月28日，六人被斩于北京菜市口。张之洞“活动”了两天也没“活动”出一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