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其人（第2/5页）

康有为像

秀才也没考上的中年康有为，在吸引喜新求异的十八九岁青年学生方面还是有两把刷子的，他讲学的宗旨是“以孔学、佛学，宋明学（陆王心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所以学生夸他“上下三千年，纵横九万里，康先生尽之矣！”266在这里，他经常向学生们讲解时事，介绍中外政治制度的利弊，一起讨论拯救中国的方法，其教学手段与教学内容都是当时社会中较为少有的，梁启超常用“大海潮音”、“狮子吼”来形容康有为的讲课效果。他回忆说，每当康有为“语及国事杌陧，民生憔悴，外侮凭陵，辄慷慨欷歔，或至流涕”，激动时“联臂高歌，声震林木”。在康有为的引导下，万木草堂的学生“懔然于匹夫之责而不敢自放弃、自暇逸”267。就这样，一个学术团体悄然转变为一个具有明确目标的政治团体，在这里，他成就了一支具有近代西学思想的维新变法队伍。

在广东的这段时间内，康有为结识了今文经学家廖平，从廖平的《知圣篇》、《辟列篇》等文中受到启迪，相继写出了《新学伪经考》及《孔子改制考》268，这两部书都是在尊孔名义下写成的。前一部书把人们历来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某些经典宣布为伪造的文献；后一部书把本来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成满怀进取精神，提倡民主思想、平等观念的人（细节问题我们后面会谈到）。

知识只有和权力相结合，才能发挥它改造世界的功用。一腔热血的康有为要想使自己的理想作用于现实社会，必须要拥有权力。而在那个时代，想拥有权力，对于他来讲，只有通过科举考试才行。

1894年，刚考上举人的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师生二人结伴北上，一起来到京城参加进士考试，但两个人都没考中。

1895年，师生二人再次结伴北上，来到京城，会试结束，等待发榜。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应试的举人群情激愤，纷纷上书声讨李鸿章的卖国行为。深感“士气可贵”，4月22日，康有为、梁启超写成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上清帝第二书》）然而这次上书仍未能上达光绪。269

经过多次折腾，康有为名气大增，许多官员都知道了这个反动的“狂生”。令康有为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1895年这次会试的主考官就记住了康有为的名字，他就是“守旧，恶西学如仇”的大学士徐桐270。徐桐在考前就说，无论如何都要把康有为挡住。他跟副考官们通气：凡是广东考生中文章特别“出色的”，肯定是那个康有为写的，见到此卷一定要拿下去。结果，考官们真看到了这样一份“出色的”试卷，经过对文章立意、观点和风格的分析，认定无疑是康有为所作，于是立即“弃置一边”。由于文章写得实在是才华横溢，一位副考官还在这份试卷的卷末写了两句俏皮话：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惜哉惜哉！然而谁知道这份被认定是康有为的试卷，竟是梁启超的。康有为在这次考试中，一反常态，突然间规矩了，老老实实地写了，没被考官们查出来。发榜的时间到了，竟然是第五名。事前的幕后操作没操作成，成绩公布了就没办法了，必须按规矩给进士授官。据说，徐桐当时“既怒且惭，归语门者，康如来谒，拒不纳”。

郁闷的不仅仅是徐桐，康有为也很郁闷，最后被授予的官职几乎令他绝望——工部主事，这个小官对他实行变法、改造社会的伟大理想几乎是不起任何作用的，清帝国给他的这个台阶不够高。

为实现理想抱负，康有为仍以文字为武器，以“上书”为敲门砖，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五月十一日，康有为又上书光绪帝《请及时变法富国养民教士治兵呈》，这就是有名的《上清帝第三书》。有志者事竟成，《第三书》终于送达光绪帝，并且深深打动了光緒帝，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命令军机处王公大臣对其内容详加讨论，并下令将《上书》抄写4份，一份呈送慈禧太后，一份留军机处，分发各省督抚将军阅读，一份存乾清宫光绪寝处，一份存勤政殿备览。

收效显著，趁热打铁，康有为又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闰五月初八日，写了《上清帝第四书》，正苦于投递无门时，袁世凯主动帮忙交给督办军务处，却又被荣禄拒绝。第四书终究没有上达光绪帝，但康有为却因此对袁世凯有了好感。

上书的门路被堵，康有为的倾诉对象开始转向士大夫，于是创办《万国公报》271，于1895年8月17日创刊，“遍送士夫党人”，使其“渐知新法之益”。11月中旬，成立强学会。12月16日《万国公报》改名为《中外纪闻》，发刊一个月零五天，即遭封禁，1896年1月20日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