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延年、桂世茂： 政治风浪中的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第8/9页）
熊：可1963年、1964年时，又开始“四清”运动了。
巴：分院主要是植物生理研究所、光机所、药物所搞“四清”，冶金所曾经作为试点，但很快撤销了，其他所都没搞。
熊：别的研究所也参加了吧？
巴：我的意思是说，有工作队进驻这三个研究所搞“四清”运动。而其他各个研究所只是抽调了一批研究人员和党政干部参加工作队，到农村搞“四清”
。
熊：这三个研究所的“四清”运动持续了多久。
巴：1964、1965、1966年，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1964年时王仲良被调走了。
熊：为什么？
巴：正式原因没有下达，主要是上面说他右倾，对他不满意吧。王仲良走后，上面派了另一位同志担任华东分院党组书记。他根据市委的部署带着市委“四清”工作队到植物生理所。植物生理所的“四清”工作搞完之后接着搞光机所、药物所。“四清”指的是“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组织”，但说来说去是围绕政治思想而清。这几个所都没有清出严重的贪污、盗窃之类的经济问题出来，主要是清政治思想。植物生理所清思想的面搞得尤其宽广，这个思想反动啊，那个有小集团啊，伤害了不少同志，尤其是冲击了一些老科学家，最后……
巴：“四清”未完就“文化大革命”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分院和各所都是重灾区，科研人员和党政干部受到了迫害。后来分院也撤销了，研究所的建制也改变了，除了刚才说的冶金所、有机所、硅酸盐所、技术物理所、原子核所、光机所和生化所是由科学院和地方双层领导之外，其他所统统下放。而冶金所、有机所、硅酸盐所、技术物理所、光机所很快又归国防科工委管，又拥有军队的番号，变成军队的了；原子核所则归二机部（后来叫核工业部）管。最后，除了生化所因为合成了个胰岛素被科学院抓住紧紧不放之外，其他所都给地方或军队了，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粉碎“四人帮”之后才收回来。
本文初发于《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4月（上半月期），第84—99页。
后来又改称上海办事处、上海分院、华东分院等，反反复复改过很多次。为方便起见，本篇主要使用“上海分院”一词。
另据1951年回国的当事人邹承鲁院士介绍，当时不仅仅要停下手中的研究工作参加各种会议，以学习相关精神，还有一些研究人员被抽调到其他单位清查账目。
庄长恭（1894—1962），有机化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5年），1950—1962年任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
朱洗（1900—1962），细胞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5年）。
冯德培（1907—1995），神经生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55年），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1986年），1950—1984年历任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研究所所长、生理研究所所长等职。
梅镇彤，1928年生，生理学家，1955年从苏联科学院巴甫洛夫生理研究所获副博士学位回国，1984—1988年任中国科学院生理研究所所长。
柯夫达，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54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院长顾问，当年10月来到中国，1955年6月离开中国，后因健康原因未再来华。
据笔者对邹先生的访谈，邹先生当时“讲了这么三条：科学院应该由科学家来管理；招研究生应该允许学生、老师互选；对有海外关系的人不要歧视”。
胡永畅在1955—1958年间任中科院上海分院党委副书记。
一共有17位知名科学家在倡议书上签了名，除生化所所长王应睐外，还有生理所所长冯德培、冶金陶瓷所所长周仁、植物生理所所长罗宗洛、植物生理所副所长殷宏章、有机化学所副所长汪猷、有机化学所研究员黄鸣龙等。上述7人都是1955年被选聘的中科院学部委员。
恐怕科学家的这种表态只是表面现象，并不一定说出了他们的心声。据笔者对当事人邹承鲁院士的访谈，参观的时候，不管是土高炉所代表的工业大跃进成就，还是粮食亩产万斤所代表的农业大跃进成就，他们都不大相信，觉得“那些东西都是摆出来给人看看的”。但是，刚刚经过反右派运动的教训，他们也不敢再往枪口上撞。于是，虽然“看了不相信，但是也不说”。当然，“很要好的朋友，私下说说也还是有的。什么亩产6万斤啊，下面还是有议论的，不过在会议上，在公开场合，大家都是不说的，拣要好的朋友下来以后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