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延年、桂世茂： 政治风浪中的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第6/9页）

。王仲良竭力保护他，但后来实在保不住，他还是被拉到所里大会上被批判了一次。赵承嘏呢，这位老先生被批是因为另外一件事。药物所本来在武康路，他的家也在那儿，后来要把药物所迁到岳阳路去，他说：“药物研究所的牌子不能动，得跟着我，药物研究所的章也不能动。”这大概是一句气话，但在那个气氛下，这样的态度，那还得了！群众非得要批判他，大小会批判。受冲击最严重的是植物生理研究所，基本上是家里全部关门，过去实验室的工作全部停止，都下乡去总结丰产经验。

这个阶段，分院除建立科技大学、科技中专实验工厂外，还和上海市联合筹建了原子核所、电子学所、力学所、计算技术所、技术物理所等16个新的研究所。这批新研究所后来对于发展新技术还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的。所以这个阶段，我觉得是有失有得。得的方面，刚才已经提到，确定了一批对国防、国民经济以及科学前沿有重大意义的课题，而且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后来这些研究后来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比如说“两弹一星”方面，冶金所吴自良领导的研究室搞出了甲种分离膜，有机所搞出了氟油和耐强腐蚀的材料，硅酸盐所搞出了温控涂层。

熊：失的方面您也能总结一下吗？

巴：失是很明确的。就是不断折腾，乱提口号，大轰大嗡，违背科学规律，瞎指挥，有些专家受到批判。从政治上讲，虽然保护了科学家，没有在科学家中划右派，但在那个总的政治气氛中，科学家是受到压抑的，这从以后神仙会的鸣放中可以看出来。在很多时候根本就没有什么学术民主、自由讨论。决策时更没有充分听取专家的意见，经常是党政干部瞎指挥。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搞什么管道化、自动化、超声波，把实验室中原有的设备都打乱，对于这些做法，专家都是有意见的。

熊：王仲良当时是不是头脑也有点发热。

巴：他也不能完全摆脱当时的气氛。

神仙会和《科学十四条》

熊：请您先介绍一下神仙会的情况。

巴：这段请老桂讲吧，他写过这方面的文章。

桂：1960年以后，科学家的意见很大。因为要大跃进，要理论联系实际，他们原来的许多研究课题都改了，结果做不出什么东西，他们的积极性受到挫折，怨气比较大。王仲良经常在科学家那里转来转去，他了解不少情况。1960年底党内又搞整风，为了做好这个工作，他经过与分院其他领导交换意见，决定用“神仙会”的方式，先让科技人员向党提意见，揭露矛盾之后，再转入党内整风。

巴：这个做法也得到了上海市委领导的认同。在分院党内基本统一认识之后，王仲良向当时上海主管科学工作的市委书记处书记刘述周同志汇报。刘述周同志赞成这个做法。他还下来对科学家做过动员。

熊：“神仙会”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先小组开会……

桂：主要是小组开会。高级研究人员的小组和中级以下研究人员的小组分开，重点主要集中在高级研究人员的意见上。

熊：先在小组里提，然后汇集到大会里？

桂：不，直接汇集到我们这儿来。记录也没有的。就靠党员干部用脑子记，然后汇报上来。

熊：为什么不做记录？

桂：有顾虑啊，一记录他们就不说话了。没记录，说话才自由。

熊：后来不是编成了六大本汇报材料么，不记录，那些材料是怎么出来的？

桂：那是根据汇报的记录整理出来的。

巴：所里的党委书记、总支书记、党员副所长或者普通党员听了大家发言，用脑子记下来，每天汇报，汇报时是有记录的。

桂：汇报时有详细的记录，哪个人说了什么话，他拍没拍桌子，是否站起来了，这些都有很具体的记录。那些汇报的人多半是党员，脑子很好，记忆力很好。

熊：科学家知不知道有人在做这样的汇报？

桂：先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时知道了。

熊：“文化大革命”中你攻击我，我攻击你，把以前的“反动言论”以及相关文字材料都给捅出来了？

桂、巴：对，对！

熊：提意见前，是不是科学家提了这样要求：我发言是可以的，但不能做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