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延年、桂世茂： 政治风浪中的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第7/9页）
桂：没有。我们动员的时候就说：不做记录，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
熊：但你们后来还是做了很详细的记录嘛！
桂：那是汇报记录，开会时并没有现场记录。中科院的汪志华、中宣部科学处的李佩珊看了那六大本汇报记录之后，将其反映到院部，后来院部和国家科委在这个材料的基础上制定出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
熊：大家提的主要是什么意见？
桂：主要是针对“大跃进”的意见，“大跃进”以前的，比如说思想改造时的老账就不算了。意见是慢慢提出来的。提意见也得有个场合，有个气氛。炉子是慢慢生起来的，提意见的气氛也是慢慢形成的，他谈了，你谈了，我也谈。
熊：有特别尖锐的意见吗？
桂：当然有。比如冯德培就说：“在实验室我就是皇帝，你十个党委也没用。”这是他的名言。
熊：这句话如果是在1957年说出来……
巴：（笑）那肯定是典型的右派，居然敢向党争权！
熊：这样的意见还是很少的吧？
巴：主要是批评“大跃进”中的瞎指挥、浮夸风、违背科学规律，以及一些领导干部、党员干部简单粗暴的工作作风，等等。这方面的意见很集中，很尖锐。所以才引起上级领导的重视。
熊：经过反右派运动之后，大家居然还敢向党提意见，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这个事情能在你们这儿做成，恐怕跟王仲良在科学家中的声望以及你们的工作作风密切相关。科学家信任你们。要是在别的地方，这件事情大概就很难做成功了。
桂：“神仙会”并不是我们创造的，它先从民主党派开始。
熊：岂止从民主党派开始。1959年庐山会议不也是说开“神仙会”，可以随便发言吗？可后来呢？不但搞了个“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出来，还在全国发起了“反右倾”运动。你们能于1960年使科学家开口大提意见，说明你们有诚信度，还拥有科学家的信任。
贯彻八字方针，出现新生机
巴：1961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这段时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和《科学十四条》，科学院出现了新的生机、新的发展，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
在贯彻“八字方针”的过程中，有些研究所做了调整，上海的电子学所撤销了，力学所撤销了，一些工厂也退回去了，学校也交出去了，还动员了一些员工回到农村——主要是在“大跃进”中转业到科学院来的原籍农村的复员军人，三年困难时期，国家要精简城市人口，科学院也要精简队伍。连同精简的和动员回家的，分院6000多人中一共走了2000多人，减员约1/3。
熊：让城里人重新做乡下人，这种工作恐怕不容易做通吧？
巴：是啊。我当时是精简办公室主任，和王仲良同志一起去北京开会。张劲夫同志在会上说：我现在要动员下面的人回乡。你们看我是怎么说的，回去之后，也按照我这个口径讲。然后他说，现在国家困难，请大家为国家承担困难，回乡。国家经济好转了，科学院必然要发展，科学院发展了，必将首批把你们吸收回来。我们回去后照着他的话讲，可我们食言了。后来科学院大发展了，但我们并没有把这些人吸收回来。
熊：是不是这些人确实也不太适合在中科院工作？
桂：不，是因为中央的政策规定要这么做。
巴：他们转成了农村户口后，就不能随便进城市了。
桂：他们到农村后非常困难，那时候实行公社化，也没有什么自留地，吃饭都成问题。所以，以后每年都得去慰问。后来遗留了很多问题。
巴：这个阶段还召开了广州会议，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熊：你们参加了吗？
巴：我们俩没有参加，王仲良同志也没有参加，我们只是听了传达。但分院有不少科学家参加了。周总理、陈毅、聂荣臻都参加了会议，陈毅代表中央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令广大知识分子欢欣鼓舞，但没过多久，这些话又不算数了。“脱帽加冕”……实际上，在1956年知识分子会议上，就已经说过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周总理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摘掉了，但没过多久，那些话又得不到承认了。
但不管怎么样，1961年到1966年这一段还是比较安定的，比1953年到1957年那一段还好，因为科研物质条件改善了，更重要的是有了《科学十四条》。当时邓小平说《科学十四条》是科学宪法，这句话正式传达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