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末路（第4/4页）

11月5日，被端方弹劾而丢官的周善培发表了致端方的公开信，详细阐述了自己对川路风波的分析。周善培认为川路风波有三个转折点：一是保路同志会成立，正是端方与盛宣怀联合发出“歌电”，并强迫王人文公布“歌电”，刺激了民意；二是罢市，其原因也是端方力主保持李稷勋的宜昌分公司总经理职务；三是9月7日赵尔丰下令捕人，原因也是端方弹劾了赵尔丰、王人文等逼迫而致。这篇言辞谦恭却锋芒毕露的公开信，矛头直指端方才是四川动乱的罪魁。端方收到该信后，批示道“该署司（周善培）罪恶昭著”，认为这是“老奸巨猾”的周善培“嫁祸本大臣，为上欺我皇上，下愚我川民之计”。

11月8日，赵尔丰再度上奏，弹劾端方“诡谲反复，希图见好于川民谬信讹言，罔究事实”，已经安定的人心被他又搅乱了，而且他罗织罪名弹劾官员，弄得官员们人人自危，将领们在前线也不敢用力。赵尔丰指责端方上任后躲在武昌，天天电报逼迫自己采取强硬手段，而带兵入川后却又不顾成都当时正是危急，非要绕道重庆，等到武汉、宜昌失守，已无退路，仓皇失措，不顾国家利害，只考虑一己安危，“川事为之一误再误，不可收拾”。赵尔丰甚至断言：“端方到省（成都）之日，即将为川人独立之时。”

端方大军到了资州后，本可以长驱直入成都，但赵尔丰在半道上陈列重兵，端方狐疑不敢前进。此时，“北京失守，朝廷外逃”的谣言也传到资州。端方可能的选择是：上策是顺应大势，主导并鼓动四川独立，自己就有了一块巨大的根据地，进退自如；中策是率部退居陕西，伺机勤王；下策则是孤身离军，保全性命。

显然，他选择上策，派遣幕僚朱山及刘师培到成都活动，这刺激了赵尔丰抢先独立。成都独立的消息传到资州，端方发现赵尔丰棋先一着，遂计划离军回京。这当然是下策，但他的上策已经被赵尔丰截断，而所率部队是湖北人，在这乱世都不愿大队入陕，指挥不灵，中策也行不得。此时，资州地方士绅们出面挽留，说端方此时率军反正，成都唾手可得，众人便可推他为都督。端方不同意，士绅们又说：“公如虑成都不能容，则即于资州树白帜（指大汉国旗），某等可函至省绅来资州，拥公为主，公幸勿疑。”据张祖翼的记载，此时端方长叹一声：“我果如此，何以对慈禧太后、德宗皇帝（光绪）于地下哉？我计决矣，君等勿为我虑也。”于是，众人“皆太息而散”。

此时，端方如果回京，还是完全可能的。但是，他一方面想等成都的饷银送到，另一方面还要等一名姓周的“土寇”率众来降，结果等到的是自己的末路。

亲身经历了四川大动乱的郭沫若，日后感慨说，“岑春煊并没有入夔门一步，而入了夔门的端午桥（端方）就没出夔门一步”，端方“如果有岑春煊那样的聪明，率性把胡子剃了，一个人改装逃走或许到现在都还活着，他的《陶斋吉金录》或许有再续三续出现了，但是他到底没有这样的幽默”。

战时休息的清军士兵。

这哪里还能算得上“幽默”呢？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就公开表示：“端方在中国享有广泛的威信。他是满人，但属于满人中之佼佼者……野蛮杀害端方，引起人们普遍的谴责。”

端方的门人、湖南名士左全孝感慨道：“谓天道有知耶，神奸巨蠹多无恙，而持公理、重民权，首倡宪政如我公者，独罔善其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