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末路（第2/4页）

于是，众人决定杀端方兄弟，冲入行辕，将端方兄弟拉到天后宫门前。这时，端方向大家哀告说：“我们都是同胞，素相亲爱，若要关饷，自流井四十万银子马上可到。今天饶兄弟一命，将来对各位与国家定有相当办法。”

同志们的答复是：“你今天遭此劫者，是你先人种下的祸根。你先人当清朝入关，投入旗籍，献媚敌人，残害同胞，无非想子子孙孙永做大官，你今天受报是天理循环。当年扬州、嘉定的屠杀，及剃发、文字狱等摧残同胞的毒辣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一个读书人误写一个字，轻则坐牢，重则被杀；一个老百姓不愿剃头，就格杀勿论。这笔血债，现在是偿还的时候了。你待我们的私感固不错，但是公仇不能不报。”

此时，端方只喊着：“福田（福田是曾广大的字）救我！福田救我！”寒光一闪，头已经落地了。

无论是帝国主义者的记载，还是革命者的记载，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端方待下甚宽，他的被杀绝非出于苛刻暴虐。随同其入川的一位士兵回忆：“端方为稳定军心，极力笼络部下。有的士兵生病了，端方派其弟到军营问候；有的士兵亡故了，端方修书哀悼；沿途官民送吃送喝劳军，端方做出先尝毒的姿态；甚至有的士兵受不了跋涉之苦，端方竟然下令雇轿抬着他。”关于端方之死的不同记载，关键的区别在于杀人者的动机：为军饷而泄愤，还是为革命而大义灭亲？这也是一个历史谜团，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帝国主义者”们为端方之死的惋惜慨叹，肯定不是为了勾结“封建主义”的需要。一年后，国学大师王国维写下《蜀道难》的长篇悼诗，内有“朝趋武账呼元戎，暮叩辕门诟索虏”，为叵测的人心而叹息。

戴鸿慈、端方在美国考察宪政（1905年）。

辛亥革命中罕有清廷高官被杀，“瑞澂辈误国殃民，罪魁祸首，竟逃显戮”，一个个平安着陆。时人感慨“独端方不保首领，岂天之欲成其名耶”。其实，革命党早欲除去端方，因其能力与号召力，如“使其久督畿辅，则革命事业不得成矣”。章太炎就曾直言不讳：满人“愈材则忌汉之心愈深，愈智则制汉之术愈狡”，因此“但愿满人多桀纣，不愿见尧舜。满洲果有圣人，革命难矣”。在壮烈的革命恐怖行动之中，被列入暗杀对象的都非贪腐而民愤极大者，却是有能力乃至有操守的官员。根据革命的逻辑，桀纣是同盟者，而尧舜则是敌人，一切都以是否能帮助自己登堂入室、猎取政权为标准。

改革先锋

终年51岁的端方，曾经是八旗中的一颗政治明星。

端方当然不是什么陶姓汉人，而是根正苗红的旗人，并出身于科举正道，名列“旗下三才子”之一，所谓“大荣、小那、端老四”，都是上级着力培养的干部。“大荣”即荣庆，曾因建议先反腐败再政改而被后世列入保守派；“小那”就是与庆亲王合称“庆那公司”的著名腐败分子，皇族内阁协理大臣那桐；“端老四”就是端方，他在家排行老四。自1882年出道之后，端方进步神速，只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就从一名普通的机关干部成长为国家高级领导，历任直隶霸昌道、陕西布政使、河南布政使、湖北巡抚、闽浙总督、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等职。

戊戌变法时，还只是厅局级干部（道员）的端方被赏加三品卿衔，主持新设立的农工商总局的工作，参与改革实践。戊戌政变后，端方继续受到重用，担任了陕西布政使，并代理巡抚。闹义和团期间，端方表现出了难得的政治清醒，在他的强力维持下，陕西境内民教和谐、中外相安，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动乱，这也是八国联军入侵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选择逃难到西安的基本因素。端方在湖北巡抚任上，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并不十分和谐，端方的改革步骤、力度远超出张之洞，甚至在政治上表现得十分自由化，包括顶着张的压力资助湖北的留日学生办报。当然，因为他的旗人身份，没人会质疑他的政治动机。当他在两江担任总督时，“设学堂，办警察，造兵舰，练陆军，定长江巡缉章程，声闻益著”。

端方在朝野的口碑都不错，“尤有政治才，在满人中亦不多见”，“为近时之贤督抚”（严复语）。当时的留学生，包括那些倾向于排满革命的人士，也与他保持着相当不错的私交。在他的幕府中，人才荟萃，既包括刘师培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包括蔡锷这样的革命党人。

端方最为主要的履历，是1905年～1906年与戴鸿慈、载泽等带团出访欧美十国，历时8个月，考察政治。回国之后，端方等总结考察成果，上《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力主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他们编纂的《欧美政治要义》成为中国立宪运动的奠基之作。早在出国考察前，端方就是少数坚定地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旗籍官员。尤其是1905年的日俄战争，“立宪”日本战胜“专制”俄国后，在中俄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专制国家内同时爆发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据说，端方在拜见慈禧时，太后说：“新政都在施行，朝廷该办的都办了吧？”端方回答道：“还有一事，尚未立宪。”慈禧问：“立宪又能如何？”端方说：“朝廷如行立宪，则皇上可世袭罔替！”这令慈禧动容沉思良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