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督之死

郭沫若记下了民众对赵尔丰之死的微妙反应：“他病了，全无抵抗地遭了别人的屠杀，尽管在他生前人人曾经以‘屠户’目之。待他一死，大家对他却隐隐有些惋惜起来。”

赵尔丰被四名强壮的士兵按着，坐在地上。

1911年12月22日，冬至日的凌晨，阴冷的朔风吹拂着他满头的白发，家人已经在地上为他铺了块大红的毡子。闻讯赶来的人群挤满了明远楼下的空地，荷枪实弹的士兵们艰难地维护着秩序。

65岁的四川总督知道自己的大限已到，也不挣扎，盘腿坐在毡子上，怒骂道：“尹娃娃，你装老子的桶子啊！”

新任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26岁的尹昌衡，简短地公布了他的罪状，然后向着围观的看客们问：“这个杀人不眨眼的赵屠户，该怎么办？”看客们齐声回答：“杀！杀！”

尹昌衡的亲信军官陶泽锟早已站在赵尔丰的身后，此时手起刀落！在看客们的惊叹声中，在照相机的镁光灯闪耀中，赵尔丰人头落地，并被定格在照相机中，他那花白的头发和胡子被鲜血溅得通红、通红……

兵变

这一切都要从蒲殿俊的阅兵说起。蒲殿俊新任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没几天，便执意要进行大阅兵，过过当老大的瘾。

他以前只在日本留学期间短暂地接触过军队，却也深知枪杆子对自己的重要性。上任之后，他已经宣布给士兵们发放3个月的“恩饷”，但财政却囊中羞涩，一时拿不出钱了。

各种情报显示，军队可能在阅兵这天哗变，有好几股势力在合纵连横，想借机端掉这个刚刚诞生的军政府。前司法厅厅长、保路运动的幕后主谋之一周善培，再三劝阻蒲都督万不可阅兵——在这非常时期只能让城里的军队赶紧退出城外，各回营区，怎么能聚集在一起呢？

正在兴头上的蒲殿俊，哪里肯听！1911年12月8日上午9点，大阅兵在成都东校场外如期进行。军乐铿锵，刺刀佩剑闪亮，蒲殿俊正沉浸于兴奋之中，忽然士兵们骚动起来，后边的士兵对空鸣枪，局面登时大乱。“当时如有人挺身而出，立可弹压，因前列新军并未动，后列巡防军亦只有少数异动，稍作处理，即可弭祸无形”。

站在检阅台上的都督蒲殿俊、副都督朱庆澜立即撤离。乱兵从校场上蜂拥而出，冲向藩库。藩库的保安人员早已逃之夭夭，乱兵砸开藩库，看到了光灿灿的两座银山，这里就是四川全省的财政所在，总共约800万两白银。

士兵们疯狂地冲向银山，纷纷解开绑腿，尽力捆扎。“一人抢三锭五锭，心重的人抢十锭八锭，最贪婪的抢得多，拿布扎成包袱，背上如背两扇磨子，一步一步慢慢走”，黑吃黑，“遇黄雀（黄雀在后之意）”，“击毙重抢的不少”。人人满载之后，便放起一把火来，顿时烈焰冲天。

乱兵随后冲向大清银行及各银号、票号，成都城内的主要商业街及各处豪宅均不得幸免。根据当时的报纸报道，军队变乱后，警察也加入了抢劫队伍，随后是外州府县前来成都庆贺大汉军政府成立的人们，再就是成都本地的地痞流氓，“蜂拥而起，一时遍地皆盗，草木皆兵。其被劫情形，自一而再，自再而三，甚至有被抢五六次者”。枪声阵阵，火光冲天，已经200多年没有遭遇兵灾的“锦绣成都，遂变为野蛮世界矣”。

亲历此事的郭沫若日后回忆，兵变发生时，他正好要到堂姐和大哥家中去，在东大街遇着一位“上穿灰鼠马褂，下穿狐皮袍子”老爷模样的人，在他的狐皮袍子下露出了一条有红色标记的军裤来。当人们把他的马褂、袍子剥开后，里面还有一件女人的狐皮袍子——原来是一位参与抢劫的士兵。

蒲殿俊在都督府宪兵营营长汤存心（仲桓）的保护下，跑到东校场演武厅，由几个士兵背着他上了城墙，避开乱兵，逃到同在城根下的周善培开办的幼孩工厂（童装童具工厂），才赶紧换下那身金灿灿的都督礼服，穿上蓝布衫，继续逃跑，结束了12天的都督生涯。

镇压

兵变发生后，军政部长尹昌衡飞马而出，急赴凤凰山军营，召集与他亲近的川籍军官们迅速商议。随后，尹昌衡率领数百名全副武装的新军，策马进城，搜捕乱兵。

抢劫之后的乱兵，早已成了乌合之众，难以与有备而来的尹昌衡部队交锋，纷纷逃窜出城；逃得慢的都被当场处决，街上到处可见他们的尸体。

新政权选择在成都皇城办公。石牌坊上中间有“为国求贤”四字。

在成都最为紧急的时候，人们又想起了退位的总督赵尔丰，他毕竟威望卓著，手里还有担任他的警卫部队的三千巡防军。于是，“商民纷纷诣尔丰……吁请维持治安”。赵尔丰“初以恐涉嫌疑不便干预，绅民固请不已，此心凄恻万分；又闻军队肆扰不休，若不急行设法，更不知伊于胡底”。于是，赵尔丰发布了一张布告，要求所有乱兵必须立即回营，既往不咎，否则就军法从事。布告的落款是“卸任四川总督，现任川滇边务大臣”，没有盖印，只用朱笔画了一个“印”字。赵尔丰和那些恳求他出面收拾乱局的人绝对没想到，这会给他招来杀身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