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导火线（第3/4页）

地方政府的软弱，助长了保路势力的膨胀。在8月9日的股东会上，通过精密的会场控制，会议“一致怒斥”卖国贼盛宣怀、端方，其最新罪状就是“藉李稷勋一身为媒介，遂悍然移川路事权于邮传部及督办大臣之手”。股东会请赵尔丰代奏，弹劾盛宣怀、李稷勋盗权，而赵尔丰也如王人文一般，居然答应并照办了。13日，川路公司以股东会名义，命令李稷勋立即辞职，限在十天内办理移交。

就在8月13日这一天，继甘大璋、宋育仁、施愚之后，李稷勋也被一家自称为“酉属同乡会”（秀山属于酉州）的组织宣布开除乡籍，并发出了追杀令。根据《西顾报》的报道，与会的酉属同乡会会员有140多人，会上宣布，如果有人敢为李稷勋说话，“甚碍本会此事之进行，吾党当以全力对付之”，这等于宣布会场上只能有一种声音。会议认为，“酉属不幸，实产此奸（李稷勋），除而去之，犹假他人之手，则我酉人放弃职任，良可耻也。现在办法，总以取得贼人之头为目的”，“我辈皆热血男子，屡受他人嘲笑，已觉无地可入，今日之议，非李贼死，则我辈亡”。议到此，会场上慷慨激昂，“暗杀暗杀之声，风起水涌，屋瓦为震”。随即同乡会便开始讨论暗杀的办法，最后给李稷勋的脑袋标价万金。

随后，李稷勋的一个老同乡登台检举揭发，他说秀山当地曾设一笔基金，赞助本地科举成功并在京为官者，称为“京费”，李稷勋在京为官，享受此项赞助，本应只享受三年，如今却领了十年，多领了6000多两，应该让他退赔出来。

这个会纷纷扰扰地从早上8点直开到下午1点，与批斗甘大璋的同乡会（从早上9点到下午4点）差不多。会后他们向谘议局递交了报告，要求追回被李稷勋“骗占”的京费，并将它用于铁路建设。《西顾报》的社论则赞赏人民群众这种“暗杀暗杀”、“杀身掘墓”的英雄壮举。

川路公司的态度激怒了朝廷。盛宣怀、端方及湖广总督瑞澂都一致认为，必须坚持绝不能后退，否则铁路国有的既定国策将被动摇，已经进入交接阶段的湖北、湖南铁路也会出现反复。端方还注意到，从日本赶回来的四川留学生突然增多，把宜昌开往重庆的小火轮挤得满满的，他十分担心，这背后或许有日本人的阴谋和革命党的暗算，必须预作防备。

汉口英租界码头（摄于1910年）。汉口、北京都成为川路斗争的分战场。

8月15日，川路公司以股东会会长颜楷的名义，上书弹劾盛宣怀，赵尔丰代为转奏。股东大会试图遴选出接任李稷勋的人选，但邵从恩、杜成章等几位候选人纷纷推辞。朝廷则在全面权衡后，认为宜万路段绝对不能停工，而没有李稷勋坐镇，宜万段的数万工人可能失控闹事，后果不堪设想。至少在完成国有交接之前，李稷勋绝不能走。朝廷认为李稷勋本人在宜昌段威望高，能力强，“既为川鄂疆臣所深许，又曾为在京川绅联名电致公司所公举，前任川督赵尔巽所奏派……今乃以向不任事之临时特别股东会议决，任意开除奏派之经理，限于十日内交卸，不知是何居心？在平日公司经理之去留，原可全凭股东决议，现值官商交接之间，若任令更新换旧，恐经手工程款项，必多推诿掩饰”。

其实朝廷最为担心的，不是成都劣绅们串通地痞流氓的虚张声势，而是宜万段铁路现场上实实在在的数万工人，这才是大局。8月19日朝廷宣布，“政策既定，若再反汗，当此民气嚣张，后事更难措手”。因此，李稷勋必须留任。

其实，朝廷此时的方案并未定稿，还是“附股”及“还本”两个选择。前一方案就是李稷勋所建议的，川路所有已用款、存款、亏空款由国家全部吃下，全额换发国家铁路股票；第二方案则是川路退股还款，但是一切浮用款、亏空款，国家概不负责。不管哪种方案，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角度，宜万铁路的建设绝不能停工，但在政府正式接收之前不可能动用中央财政，建设款项必须依然在现存川款中支出。为“慎重民款，维持路政起见”，朝廷将派人监督此阶段的用款专册登记，“以清界限”，到最后交接时一并结算。如果股东会决定接受第一方案，则全数换发国家铁路股票；如果采纳第二方案，则根据账目偿还。这是一个稳妥的操作细则。端方在8月下旬还建议朝廷对两种方案的利弊进行对比，并征求股东意见。但吊诡的是，无论时人还是后人都一股脑地将此认定为“收路劫款”。

到了这种无理可讲的地步，朝廷如果示软后退，不可能被领情，反而容易被解读为软弱，蹬鼻子上脸，底线尽失，而地方官员们此时“不谅当局之苦心，专徇报馆之舆论，彼唱此和”（端方语）。在盛宣怀的斡旋下，湖广总督瑞澂及铁路大臣端方，以联名上奏的方式要求朝廷挽留李稷勋继续任职，并将李的去留上升到了“路之成败、宜（昌）之安危”的高度，“万乞力任其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