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后方（第5/8页）

——经济方面。

建设“抗清基地”，光有军队不行，士兵也是人，是人就得吃饭！

云南属于高原山区，可耕种的土地不多，生产关系和耕作方式又比较原始，因此粮食产量不高。再加上几年的战乱，农业生产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很难支撑几十万大军的粮食补给。

考虑到云南的底子太薄，孙可望结合实际情况，多管齐下，大力发展经济，恢复生产。主要采取的政策包括：

其一，重新划分土地，同时照顾地主、农民的利益，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这条政策看似不起眼，但作为农民起义军，能如此顾全大局，实在是难能可贵。

其二，保护民间贸易，铸造铜钱，取代原始的贝币。云南是产铜的，但全被朝廷拖走了，再加上地处偏远，百姓普遍使用极其原始的贝币。铜钱的使用，为工商业的繁荣和云南与外界的经济往来奠定了基础。

其三，按照“官一民九”的比例收取赋税，这在全国是最轻的。如此低的税率，怎么养得起几十万的军队？孙可望还有办法——井盐官营。云南出产井盐，孙可望建立了专门的盐税司进行管理，每年的收入在十万两以上，再加上赋税和铜矿的收入，足够了！（当然不是按照弘光四镇的算法。）

——社会管理方面。

云南民族众多，而且信息闭塞，少数民族在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还比较封闭，短时间内很难改变。争取云南的民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民心。

因此，孙可望采取因地制宜的方针，在服从领导的前提下，继续维持“地方家族式土司武装自治”的现状。孙可望对少数民族没有偏见，主张尊重他们的民族习惯和宗教信仰，还带头刻印佛经。另外，孙可望还扬长避短，发挥“土兵”的优势，组建山地兵、象阵等特殊兵种。

孙可望虽是一介武夫，但拿枪杆子的人并非全是藐视拿笔杆子的。在孙可望看来，抗清事业光靠军队是不行的，必须争取广大知识分子的参与。

云南局势稳定后，孙可望决定“开科取试”，发掘人才，并尊崇孔子，以此争取地主士绅阶层的支持。

在孙可望的治理下，偏远贫弱的云南堪称“世外挑源”，呈现出一片安宁祥和的局面。《明末滇南纪略》中有这样一段记录：永历三年（1649年）元宵节，昆明“大放花灯，四门唱戏，大酺三日，金吾不禁，百姓男妇入城观玩者如赴市然”。

这一派堪比“太平盛世”的景象，与永历政权治下的兵荒马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一切，归功于大西军，归功于孙可望等人！

你不配！

短短几年时间，云南成了天下大乱中的“世外桃源”，应该承认孙可望功不可没。但是，云南的繁荣，也让孙可望渐渐忘乎所以，与李定国、刘文秀的矛盾也愈演愈烈。

张献忠跟李自成一样，还没来得及指定继承人便意外阵亡。李自成好歹还有儿子（但也没什么用），可张献忠在弃守成都之前，早把老婆、儿子一起给剁了。

老板死了，“富二代”也被他爹干掉了，几万大西军还在，到底听谁的？情况危急，大西军将领来不及多想，儿子没了还有“义子”，咱们听“义子”的。

麻烦的是，张献忠收“义子”居然也搞“批发”，孙可望、李定国、艾能奇、刘文秀四个都是，这可咋办？前面说过，大西军将领最后拥立孙可望为“盟主”。

不过，“盟主”不等于“老板”，充其量是个“召集人”。战乱时期，大家忙着跑路，顾不上搞权力斗争。一旦平定下来，孙可望便暗中“偷换概念”，从“盟主”摇身一变，做云南的“土皇帝”。

李定国、刘文秀显然不服气：无论是当年做将军，还是后来自己封王，咱们都平起平坐，只是方位不同（平东、安西、定北、抚南），凭什么你就高人一等？当我们俩不存在？

孙可望渐渐发现，摁住云南不容易，想摁住李定国、刘文秀两个知根知底的“老搭档”更是难上加难！

尽管云南一片歌舞升平，但统治层的矛盾陷入了僵局，三个人都有掌握大权的资格，总不能搞“轮值主席”吧？孙可望敏锐地感觉到，如果不能迅速破解这个危局，等到手下的将领“选边站队”，云南极有可能不战自乱。

除此之外，孙可望还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当初跟他订立盟约的是杨畏知、沐天波，这俩人不过是前明的地方官员，并不代表朱由榔的意见。孙可望盘踞云南，永历朝廷并没有表态承认，那么云南到底是哪一家的地盘？

笑话！这也是难题？没人承认，咱乐得自己做主！——真是这样的话，孙可望的麻烦更大。俗话说树大招风、枪打出头鸟，姓朱的人另立中央都要被“群起而攻之”，更别说孙可望了，这不是欠揍吗？如果遇上一个爱管闲事的前明遗老，完全可能以“剿逆”的名义，串通李定国、刘文秀把孙可望给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