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危局（第3/6页）

永历三年（1649年）三月，陈泰奉命率军北上回京，福建又成为“半真空”状态。

九月，清军千总王起俸因对上司——云霄营副将张国柱不满，前往铜山向郑成功投诚。次月，郑成功趁机杀到云霄港，击杀张国柱，俘获姚国泰，攻占云霄。

随后，郑成功派出一部兵力扼守盘陀岭，率主力围攻诏安。漳州总兵王邦俊率军救援，于十月二十八日攻下盘陀岭，郑成功被迫取消攻城计划。

尽管未能趁机扩大战果，但王起俸投诚、姚国泰被俘，郑成功已经赚大了！

打仗，重要的不是一城一地，而是人才！

郑成功跟清军较量，最大的优势是有强大的水师，最大的劣势是缺乏骑兵部队，因此每次都能从容退往海上，但陆战方面总是吃大亏。为了能够长期坚持，郑成功急切地需要一支骑兵，而王起俸、姚国泰恰恰就是杰出的骑兵将领！

随后的几年里，王起俸、姚国泰帮助郑成功训练出了一支战斗力十分强悍的骑兵部队，让清廷感到越来越难对付。

后院起火

此时的多尔衮还考虑不到那么远，他也没有精力去预测几年之后到底会发生什么。

对于多尔衮而言，永历二年（1648年）是极不容易的一年，金声桓、李成栋突然“易帜”改变了南方的力量对比，给清廷带来了诸多麻烦。好在南明各派势力不太给力，除了暂时失去广东以外，清廷并没有太大损失。

时间进入永历三年（1649年），多尔衮发现真正的危局与考验才刚刚到来。他坐在紫禁城里心急火燎，急得脚下生疮、嘴上起泡；食不甘味、夜不能寐。

多尔衮到底在急什么？

这里面还涉及另外一个疑问。

济尔哈朗大军收复湖南全境，并打开了广西的北大门，可迅速挥师南下，荡平两广。陈泰大军也平定了福建，可以直入广东，配合济尔哈朗的作战行动，对永历政权构成两面夹击之势，完全能够置朱由榔于死地，最起码也能把朱由榔打成海漂。

但是，两支大军先后接到多尔衮的命令，放弃战机撤回北京，让永历政权得以苟延残喘。这么好的机会，多尔衮为什么选择放弃？

直觉告诉我们，多尔衮的后院起火了！

纵观整个南明时代，能把清廷打急眼的南明将领有两个人，多尔衮在有生之年只遇上了一个。正是这个人在多尔衮的后院点了一把火，而且这把火越烧越旺，初来乍到的清廷倏忽之间成了“铁板烧”。

点火之人，名叫姜瓖。烧起来的后院，是距离北京不远的山西。

姜瓖，陕西延川人，前明大同总兵。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投降大顺军，五月李自成溃败，姜瓖杀守将张天琳后归附清军。

姜瓖刚刚归附清军时，将清军“报君父之仇”的宣传信以为真，擅自拥立代王后裔朱鼎珊，遭到多尔衮的严厉痛斥。七月十五日，姜瓖上疏“引咎辞职”，由于正值清军初入中原、笼络人心之际，多尔衮采取了宽宥、怀柔的政策。

背负这个“前科”在身，姜瓖在十月被调遣跟随阿济格西征时，表现得相当卖力，希望能够挽回影响。但是，次年七月被召回北京后，姜瓖又受到刚林等人的百般责难，被扣上“拥立前明宗室”的帽子，俨然是一出卸磨杀驴、秋后算账的把戏，好在多尔衮又没有深究。

刚林唱白脸，多尔衮便唱红脸，姜瓖被搞得心惊胆战，一方面对清廷言听计从，一方面又保持高度警惕。

永历元年（1647年）三月，清廷向“投诚”的前明将领发了一道谕令：“派亲子一人入朝侍卫，以习满洲礼仪，察试才能，授以任使。”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多尔衮这是想通过扣留人质来驾驭这些政治立场不坚定的武将。

多尔衮认为，这既是一块试金石，又是关键时刻的杀手锏，可谓“一箭双雕”。但是，多尔衮没有想到，拿定主意要造反的人，哪里还顾得上儿子的死活？儿女情长、瞻前顾后，就算造反也难成大事。

这种把戏对铁杆投降分子比较管用，但对另外一些人未必适合，比如姜瓖。

其实姜瓖并不想造反，但苦于背着一个“拥立前明宗室”的罪名，又没有任何“结案”的迹象（一直“缓议”），随时都有可能被多尔衮提溜出来杀掉。

长期的恐惧，搞得姜瓖每天起床，都要先摸一摸脖子看看脑袋还在不在。这样的日子，谁受得了？但是，造反需要理由，确切地说，需要导火索。没逼到非反不可的地步，谁愿意提着脑袋冒风险？

姜瓖忍了，但多尔衮却不能忍。永历二年（1648年）十一月，喀尔喀蒙古犯边，直接危及北京的安全，多尔衮急调阿济格、博洛、硕塞（皇太极第五子）、瓦克达（代善第四子）、满达海（代善第七子）等皇亲郡王率军赴大同，加强北边防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