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困境（第6/8页）

次年，颜思齐挂了，郑芝龙又联合其他倭寇首领，建立了一支实力相当庞大的武装商业船队，依然是一边做合法生意，一边抢劫加走私。

郑芝龙想垄断福建的贸易，又要跟死赖在台湾的荷兰势力抗衡，没有一个靠山显然是不行的。因此，郑芝龙于崇祯元年（1628年）接受了明朝的招安。有政府作为后盾，郑芝龙很快就扫清了曾经的“合伙人”，先后升任总兵、都督。崇祯六年（1633年），郑芝龙在金门击溃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舰队。自此，郑芝龙完全垄断了福建的对外贸易，一跃成为福建首富。

商人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儒商？官商？错！军商才是王道！

郑芝龙手下有二十多万的军队及三千艘大小舰船，完全垄断了东南沿海与倭国、东南亚、印度洋沿岸的对外贸易，想不发财都难！

弘光时期，朱由崧册封郑芝龙做了南安伯，委任为福建总镇，正式承认郑芝龙执掌福建的军政大权。

在这个势力相当庞大的集团面前，朱聿键不过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傀儡。为了笼络好这个傀儡，郑芝龙还是挺够意思的，又送美女又送钱。

如果换作朱由崧，也就糊里糊涂地凑合过了，偏偏朱聿键是个宁死不做“孬种”的“愣种”，不愿意做郑芝龙的摆设，他希望“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局面在自己身上终结。

福州政权建立以后，在朱聿键与郑芝龙为首的郑氏集团之间，一场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激情上演。

朱聿键就想跟郑芝龙扯清楚一个问题：咱俩到底谁是爷？

郑芝龙有兵权，朱聿键只有龙椅。为了摆脱郑芝龙的控制，朱聿键能想到的第一招，自然是“以文制武”的朝廷制度。宋朝和明朝的历史经验证明，这一招是相当管用的，而且明朝的制度也是这么规定的。

这个“祖制”在和平时期无可争议，但在战乱时期，朝廷所倚重的武将难免有些不服气。不过，由于文臣控制着财政，拥兵自重的武将并不敢蛮横得太离谱。即便是弘光时期飞扬跋扈的四镇总兵，表面上还是要服从马士英、史可法等文臣的节制，不然没了军饷，只有喝西北风。

到了郑芝龙这里，情况就不一样了。他有拥戴朱聿键的“定策之功”，又在福建一家独大，不仅军事实力庞大，还掌握着福建的经济大权。说得直白一点，郑芝龙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而文臣空有一张嘴壳子，手握一支笔杆子，力量严重不对等。

文武力量如此悬殊，特别是财政还掌握在军队的手里，“以文制武”无异于痴人说梦。果然，郑芝龙很快就向文臣发难。

——首席武将郑芝龙、首席文臣黄道周，都是首席，上朝的时候谁排第一位？

按“以文制武”的“祖制”，当然应该黄道周排第一，但郑芝龙坚持“与时俱进”，用实力说话。双方争执不下，最后朱聿键表态，支持黄道周的意见，按“祖制”行事。郑芝龙不好为这么一点小事当廷翻脸，只有先忍下这口气。

“忍”只是表面文章，郑芝龙并没打算就此罢休。他指使手下频繁上疏，弹劾黄道周过于“迂腐”，难当首辅之任。朱聿键也不是傻子，知道这些人都是受郑芝龙的指使，当廷下诏严惩，替黄道周撑腰，君臣的矛盾开始公开化、激烈化。

此后不久，郑芝龙、郑鸿逵兄弟又遭到户部尚书何楷的弹劾。原因很简单，朱聿键去郊祀，郑氏兄弟竟然“称疾不从”。何楷忍无可忍，上疏弹劾他们“无人臣礼，宜正其辜”。还有一次，郑鸿逵公然在朝堂上挥扇消暑，也遭到何楷当面痛斥。

朱聿键认为仗义执言的何楷忠勇可嘉，擢升为左佥都御史。不难想象，何楷遭到了郑氏兄弟的嫉恨，处处受刁难，时时受排挤。不堪其辱的何楷愤然去职，郑氏兄弟又派人扮作强盗半道截杀，割去何楷一只耳朵，向朱聿键示威。当时流传一句民谣：“都院无耳方得活，皇帝有口只是啼。”足见郑氏兄弟当时是多么肆无忌惮。

文武之争使得朱聿键与郑芝龙的矛盾公开化，而朱聿键对鲁监国使者的严厉处治，进一步加深了两人的隔阂。

话说回来，君臣吵架是常事，该干的活还得干。既然已经制定了“联寇抗清”的策略，实现的方式还需要君臣讨论清楚。令人悲催的是，朱聿键与郑芝龙在这个问题上又掐架了，不断尖锐的君臣矛盾根本无法调和。

朱聿键希望有所作为，光复故土，但他没有军队，必须倚重郑芝龙这样的实权派。郑芝龙手握重兵，却只想偏安一隅，“挟天子以令诸侯”，继续做自己的生意。可以说，出兵抗清关乎两人的“核心利益”，因此君臣矛盾在这个问题上很快就转入白热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