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黑暗时刻（第4/25页）

其实，比《列宁论联邦》更值得张国焘注意的应该是另外一篇文章。这篇署名张闻天的文章发表于两河口会议的前两天，即六月二十四日中央红军的《前进报》上，文章的题目是《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文章可以视为两河口会议的舆论准备。其中心意思是：红军决不能在此久留，要集中全部力量北进，“克服一切道路、粮食、山地、河流的困难”，“用最大的努力和自我牺牲精神”消灭敌人，争取在陕、甘建立根据地。而“仍旧以到达一定地区为我们行动的中心，实际上就是要避免战争，放弃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任务，而变为无止境的逃跑”：

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实际上是由于对于敌人力量的过分估计，与对于自己力量的估计不足而产生的。克服在创立苏区根据地中的一切困难，同一切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作斗争，是目前整个党与工农红军的严重任务。但同时必须同“左”的空谈作斗争。这种空谈表现在对于敌人力量过低估计，与过分地夸大自己的力量。这些空谈实际上也不是在紧张地动员我们的全部力量，去克服我们面前的一切困难，拼着性命去战胜当前的敌人，而是在拿一些好听的词句，催眠我们，使我们在美丽的幻梦中间寻求自己的满足。

毛泽东意识到张国焘也许自恃兵强马壮，会为保存实力而按兵不动。

但是，张国焘并没有特别注意这篇文章。

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基层官兵也开始有了小摩擦。除了“大脑袋”和“小脑袋”的议论外，一些小事在双方之间变得十分敏感。比如，博古的警卫员提着一块牛肉找到张国焘的警卫员，希望换一些子弹。未果，双方竟然吵了起来，最后扩大到恶语相向。再比如，红四方面军官兵看见红一方面军的战士开枪杀牛，不但觉得这件事浪费了子弹，而且提出不能确定他们杀的是不是土豪的牛。

张国焘对张闻天提出了一个比杀牛敏感得多的问题：中华苏维埃和中央红军受到的挫折，并不是像毛泽东说的那样，是因为蒋介石的飞机大炮厉害，而是中央的路线出了问题。于是，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张国焘分别找了他认为重要的人进行了谈话。在张国焘的眼里，博古说话直率但是“历练不足”。但博古却很认真地批评了红四方面军中存在的某种“军阀作风”，同时也对张国焘在谈话中称兄道弟的作风表示了反感。张国焘又请聂荣臻和彭德怀吃饭。吃饭的时候张国焘显得十分热情，而且表示要从红四方面军中拨出两个团给红一方面军。饭吃完了，聂荣臻问彭德怀：“为什么请我们吃饭？”彭德怀说：“拨兵给你你还不要？”接着，张国焘就派黄超给彭德怀送去了几斤牛肉干和一些大米，这让彭德怀顿时警惕起来。多年后，彭德怀写道：

黄住下就问会理会议情形。我说，仗没打好，有点右倾情绪，这也没什么。他们为什么知道会理会议？是不是中央同他们谈的呢？如果是中央谈的，又问我干什么？他又说，张主席很知道你。我说，以前没有见过面。他又说到当前的战略方针，什么“欲北伐必先南征”。我说，那是孔明巩固蜀国的后方。他又说，西北马家骑兵如何厉害。把上面这些综合起来，知来意非善，黄是来当说客的。

后来，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又专门找到聂荣臻谈话，问到关于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时，聂荣臻毫不犹豫地表示：“遵义会议我已经有了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都拥护。”不知道为什么，自陈昌浩谈话之后，聂荣臻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他最担心年轻的军团长林彪，于是就与红四方面军的关系问题和林彪谈了一次，结果是两个人吵了起来，吵一句拍一下桌子，直到把桌子上的盘子都拍翻了。聂荣臻回忆道：

我告诫林彪说，你要注意，张国焘要把我们“吃”掉。因为我当时已经获悉张国焘还有一个方案，要把我调到三十一军去当政治委员，把林彪调到另一个军去当军长。总之要把我们调离原部队，只不过是命令还没有发出。当时林彪已经有他自己的立场。他说，你这是宗派主义。我说，怎么是宗派主义呢？对这个问题，我们要警惕，因为张国焘的思想和中央的思想不一致，我们应该想一想，我说这是路线问题。林彪反驳我说，既然是路线问题，你说他们路线不对吗？那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我们才几个人哪？这时，我一方面军的确只剩下两万多人。我驳斥他说，蒋介石的人更多，难道能说蒋介石的路线更正确？

林彪和聂荣臻是出生入死的搭档，即使吵了架也不会影响工作配合。聂荣臻的一番话最终使林彪受到了震动，这个年轻的军事将领在不久后严峻的政治斗争中因此有了正确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