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黑暗时刻（第6/25页）

慰问团去的地方叫杂谷脑，是四川省苏维埃所在地。

慰问团出发的时候，张国焘也离开了抚边，他本想回茂县的方面军总部，但听说了慰问团的行动后，就直接赶往了杂谷脑。

张国焘对这个慰问团有点不放心。或者说，他对目前的中央有点不放心。

此时，张国焘的心境与两支红军主力会合前完全不同了。并且，他很难否认变化的动因应该就是“权力”二字。这种变化很可能从红四方面军突破土门要隘到达茂县之后，就已经开始了。之前，张国焘对中央红军的状况并不十分清楚，但是随着两支红军终于共处于中国的一个省内，会合的可能性已经日趋明显，因此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开始了频繁的电报联络，而这些电报最终使张国焘了解到中央红军遭受了巨大损失，部队从长征出发时的近十万人只剩下了不足三万。这个判断一旦清晰，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作为党内一个老资格共产党人，在两支红军主力部队即将会合之时，张国焘也许意识到，中共中央领导层的重新“洗牌”已成可能：苏维埃事业受到严重挫折，红军的兵力受到严重损失，这说明中央的政治路线出了问题；政治路线出了问题，制定路线的中央就要有人承担责任；有人承担责任就会引起高层领导的分化，高层领导一旦出现分化就要有人站出来重新主持局面；有人站出来主持局面，就会有新的领导人产生。在眼前这种形势下，谁将是中共中央乃至中国红军的最高领导者呢？

张国焘之所以对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格外关注，是因为这两个会议都涉及了党的最高领导人和红军的最高指挥权问题。

张国焘认为，遵义会议只局部地解决了军事指挥问题，而没有解决根本的政治路线问题。这很可能是因为严重的军事危机迫使毛泽东不得不暂时回避可能导致矛盾激化的政治危机。但是，毛泽东对最高领导权的渴望是明显的，结果有人对他的领导权提出了质疑，从而导致了中共中央在遵义会议之后接着召开了会理会议。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期间曾对张闻天说过这样的话：

党内政治歧见早已存在，遵义会议没有能够作适当的解决，目前中央又只注意军事行动，不谈政治问题，这是极可忧虑的现象。值得忧虑的是我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将遭受惨败，不易翻身，并将引起一、四两方面军的隔阂和党内纠纷。如果我们能够根据实际情况，摆脱既定公式的束缚，放弃成见，大胆从政治上作一番研究，也许为时还不算太晚。

张国焘所说的“根据实际情况”可以理解为两个内涵：一是应该承认中央是犯了严重错误的中央，到了该清理其错误的时候了；二是中央红军已经损失过半，应该承认拥有近十万兵力的红四方面军的领导权，或者直接说就是承认他张国焘的领导地位。其实，这也正是毛泽东对张国焘会因兵强马壮而产生政治野心的巨大担心。

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开始在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中广泛散布自己的观点，即“中央的政治路线有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责任在中央”等等。同时，他试图利用一、四方面军官兵之间发生的摩擦来扩大对立情绪。张国焘首先需要统一思想的是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和军事总指挥徐向前。与徐向前的谈话令张国焘大失所望。徐向前晚年回忆说他那时因不满已久正在“闹调动”：

自从在鄂豫皖和张国焘、陈昌浩共事以来，我的心情一直不舒畅。张国焘对我用而不信，陈昌浩拥有“政治委员决定一切”的权力，锋芒毕露，喜欢自作主张。许多重大问题，如内部“肃反”问题、军队干部的升迁任免问题，等等，他们说了算，极少征求我的意见。特别是在川陕根据地，取消了原来的中央分局，由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实行家长制的领导，搞得很不正常。我处在孤掌难鸣的地位，委曲求全，凭党性坚持工作。既然两军已经会合，我就想趁此机会，离开四方面军。我在下东门见到陈昌浩时说过：“我的能力不行，在四方面军工作感到吃力，想到中央去做点具体工作。听说刘伯承同志在军事上很内行，又在苏联学习过，可否由他来代替我。”

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不敢把话直接向徐向前说白了，只能用“中央的北进决定是否明智”来试探虚实。徐向前虽然并不清楚张国焘的真实意图，也不清楚两河口会议中党内已经显露的矛盾，但他客观地分析了南下和北进都存在的困难：“平武那边地形不好，硬攻不是办法；松潘地区不利于大部队展开……南下固然能够解决目前供应上的困难，但一则兵力有限，二要翻越雪山，且不是长久立足之地，万一拿不下来，北出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徐向前的态度是张国焘没有对中央北进决定提出反对意见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