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巴山蜀水（第3/19页）

在以后的日子里，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完全出乎了这个措辞强硬的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想象。在接下来更为残酷的反“围剿”战斗中，张国焘在红军连战八个月未得喘息的情况下，要求红军与敌人强大的主力部队展开决战，致使红四方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失利，被迫从兴旺发达的鄂豫皖根据地撤离。红四方面军主力在撤离鄂豫皖苏区后一直向西而去，那里是中国国土的腹地，那里山更高水更深——事实上，红四方面军比中央红军更早地开始了大规模军事转移，他们一九三二年九月从鄂豫皖根据地撤离之后的军事转移路程有两千公里之遥，在这条同样危机四伏的漫漫征途上，他们在国民党军近乎疯狂的追杀中历尽千般苦难万般艰险——这就是徐向前所说的：“不是亲身经历过的人，很难懂得这一点。”一九三三年一月，红四方面军到达四川北部与甘肃和陕西的交界处。大巴山的群山让这支红色武装深刻地体会了蜀道之难，但也让红军在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之后终于获得了相对的安全。

四川，一个由极度丰饶和极度贫困组合为一体的奇特的内陆省份，是军阀和地主勾结在一起压榨贫苦百姓最残酷的地域，因此也是中国国土上发生动乱最频繁的地区之一。一九三二年正是四川军阀开始大混战的年代，军阀的部队纷纷聚往富庶的成都盆地，川北贫瘠的连绵大山因此无人防守，于是抗议苛捐杂税的暴动连续发生。民众手持大刀长矛拥入县城，搜捕团总，在衙门的公堂上张贴“官逼民反”的标语，这种类似打土豪的举动一旦发生便一呼百应——所有这一切，都是红军建立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因此，经过数次战斗，红四方面军很快就建立起包括二十三个县、五百万人口在内的川陕革命根据地，中共川陕省委和川陕苏维埃也相继成立，红四方面军历史上又一个革命高峰期来临了。

一九三三年九月，四川军阀在蒋介石的连续电示下，停止了混乱的内战，开始调动集结兵力，准备大举北进“围剿”川陕根据地。蒋介石以两百万军费、一万条枪支和数百万发子弹支援川军对红军发动的进攻。川军几乎动员了省内的所有兵力，在四川北部西起广元、东至城口的长达上千公里的弧形线上，集中了一百一十多个团，总兵力达二十多万，并配备了十八架作战飞机。当时，在川陕根据地内，红四方面军的兵力连同游击军在内为八万余人，无论是总兵力还是武器装备，红军与川军相比都处于绝对的劣势。于是，保卫川陕苏区的战斗，注定是一场空前惨烈的战斗。

沿着巨大的弧形包围圈，川军的进攻分为六路。

四川军阀刘湘称：三个月之内全部肃清入川的红军。

面对川军的攻势，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在通江召开了军事会议。会议分析：除刘湘的嫡系部队之外，四川的各路军阀都受到过红军的重创，目前又在远离自己的地盘作战，因此必不会有很高的作战力，红军主要的作战对手应该是位于东路的刘湘嫡系部队的进攻。所以，红四方面军决定采取“收紧阵地”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在节节抗击的过程中争取大量地消耗敌人，以创造最后反攻粉碎敌人“围剿”的战机。会议制定的作战部署是：集中第四军、第九军、第三十军的各两个师和第三十三军共二十多个团为东路军，由徐向前指挥，自北向南在万源、宣汉和达县一线阻击川军第五、第六路军的进攻；第九军二十七师、第三十军九十师、第三十一军主力共十多个团为西路军，由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指挥，自广元沿嘉陵江一线钳制川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路军的进攻。另以第三十一军二七六团和二七八团在北面监视陕南的敌人。

十二月上旬，六路川军先后自南向北、自东向西推进，红四方面军开始全面接敌。

十二月十六日，东线的川军在飞机的掩护下首先发起了进攻。但是，川军刚一渡过前河和州河，就遭到了红军的猛烈还击。川军第二十一军第三师和第二十三军第一师被歼灭三千多人。接着，红军第三十军的两个师乘胜发展战果，在达县东南的雷音铺给川军第二十一军第四师以沉重打击。战斗中，第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汪烈山牺牲。那是傍晚时分，川军的一发炮弹落在了汪烈山的身边。时任二六三团政委的陈锡联后来回忆说：“我急忙跑过去，汪师长已经倒在地上，血顺着他的额头还在流，他对我们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战斗，直到胜利。’”根据预先的战斗方案，红军的东线部队开始压缩阵地，并在已经构筑好坚固防御工事的二线阵地再次与川军发生激烈的战斗。大巴山的丛林沟壑中，处处是红军的阻击阵地，红军的迂回部队弄得川军始终无法判断出红军主力究竟在哪里。等到川军消耗严重和疲惫不堪的时候，红军主力突然发动大规模的反击，然后趁川军发生混乱之际，近距离地用手榴弹和大刀大量地杀伤敌人。与此同时，在西线，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阻击着川军第一路军的进攻。西线总指挥王树声还组织了一次反击，在游击队和当地群众的配合下，把川军的一部一口气追出去数十里。方面军西线部队在取得初步胜利之后，也主动向后收缩了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