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残阳如血

1935年2月·娄山关

一九三五年春，中央红军离开云南东北部荒僻的扎西镇重新进入贵州北部，为摆脱纠缠已久的国民党军的追击而连续进行的游动作战，即使从最苛刻的角度评价，也可以称得上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观。

所谓“奇观”，并不是指战争的规模。一九三五年发生在中国的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的武装对抗，如果仅从兵力规模上看，于人类战争史中似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就其在以追逐与摆脱为主要内容的作战过程来讲，双方军队的任何一位优秀的军事参谋，都无法在地图上清晰、准确而又完整地标出其密如蛛网的游动路线和瞬息万变的战场态势。这一作战过程险象迭出而又绝处逢生，山穷水尽而又柳暗花明，悲痛欲绝而又欢喜若狂，极其生动地把残酷的战场作战演绎成了一部战术对抗的精彩大戏——严格地说，中央红军第一次渡过贵州北部的赤水河，是战斗失利后的被迫转移。而在其后两个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连续在那条大河的两岸来回穿越。且不论中央红军第一次渡过赤水河是否神奇，但是之后的每一次渡河，无不令中央红军一次又一次地化险为夷——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一日，毛泽东人生经历中一个重要的时刻就从那个晴朗而又寒冷的早晨开始了。

这一天，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中央红军各军团和中央纵队开始从扎西镇向东进发。这是一个让红军官兵心绪复杂的早晨，脚下的路几乎就是十几天前走过的路。为什么一路打过来现在又要回去？红军官兵心中有了挥之不去的困惑，因为无法清楚地了解往回走的理由，也就不能预测未来的前景是什么。

那个早晨，毛泽东对中央红军的未来并没有更远的预测，因为眼下中央红军被敌人合围的态势已经越来越严重了。

土城一战后，红军的撤离令川军一鼓作气，一路紧追中央红军而来，始终在北面与中央红军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随时准备与试图再次北渡长江的红军决战。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后，四川省内的川军开始全部向北移动，不但在川南和滇北形成了一道严密的封锁线，而且还调来水面舰艇封锁了长江江面。在川军布防兵力不断得到加强的情况下，谁也无法预料他们是否会主动发起攻击。

二月十四日，川南“剿匪”总指挥潘文华发布命令，要求各路川军继续向停留在扎西附近的中央红军进逼，与滇军、中央军“协同截堵”，“务必拒匪于叙、蔺大道以南”——叙永、古蔺的南边，就是滇北的扎西。此时，国民党军第二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孙渡已命滇军各部队死守滇界，无论如何不能让中央红军进入云南腹地。孙渡所担心的与广西的白崇禧和贵州的王家烈一样：中央红军一旦进入云南，蒋介石的中央军跟着就会进来——

如果共军进入云南，则中央军必跟踪而来，那就会使云南政局有发生变化的可能。因此我们防堵共军，还是以出兵贵州为上策。在共军未进入云南以前，应尽最大努力去防堵，总以不使共军进入云南为最好。但我们兵力不敷分配，处处设防则处处薄弱，集中一点则两侧空虚，防堵任务殊不易达成。因此，不能不有共军入境时的打算。若共军已进入云南，为免除以后一切麻烦起见，只有追而不堵，将共军尽快赶走出境为最好。

孙渡的观点深得云南军阀龙云的认同。

土城一战，龙云对滇军没有战绩甚为不满意，觉得与川军相比，滇军令他在委员长那里很没面子。龙云认为，中央红军即使是铁打的，这一次也无法逃脱覆灭的结局了：“共匪在江西时，本属凶悍，各长官印象太深。此次西窜，路经数省，迭被截击，损失已在十之八九，昼夜兼行，为克喘息，纵为铁铸之身，至今亦难久持。”而在这种情况下，滇军依旧“行动迟缓，近于畏匪，每到一地，必拥挤一处，延挨多日”。与川军“以旅或以团独立作战者，已成天渊之别矣”！因此，龙云要求滇军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勇气和决心“奏非常之奇勋”。否则，“若再迟疑犹豫，不特共匪难灭，且将贻笑大方。吾滇人士，不免失望”。受到龙云的严厉指责后，滇军各部队开始向扎西急速推进。

此时，陈兵贵州乌江南岸的薛岳也接到了蒋介石的电令，电令要求中央军和川军密切协同，“将西窜之匪完全消灭”。为此，薛岳命令国民党中央军各部队“兼程向古蔺前进”。因为红军已经进入了四川和云南，疲于奔命的黔军终于松了一口气。驻扎在桐梓的黔军师长何知重提醒王家烈说，既然红军已经离开了贵州，现在要紧的是赶快恢复地盘，加强对黔境的防守，绝不能让红军再回来。王家烈立即将黔军主力全部调往了黔北——就在中央红军从扎西开始向东移动的时候，川军、滇军和国民党中央军正从不同的方向快速向扎西开进。中央红军是否会与国民党军迎面相撞？或者再次被国民党军重兵合围？而要想从合围敌军的缝隙中穿越出去该是怎样的一种险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