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金沙水畔

1935年5月·金沙江

红三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罗明没能跟随中央红军走出贵州。

部队接近云南边境的时候，他接到这样一个通知：留下来坚持地方工作。

那时，中央红军正以急促的行军速度接近纵贯黔西的北盘江。接到这个通知后，罗明意识到，他不能跟随中央和红军到达长征的目的地了。

任何人都知道离开红军大部队意味着什么。

妻子谢小梅急切地问他：“为什么不让我们跟随队伍？为什么不让我们北上抗日？”

罗明简单地回答：“这是组织的需要。”

罗明，广东大埔人，原名罗善培。一九二五年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二六年任中共汕头地委书记。一九二八年任中共福建临时省委书记，领导了闽西农民暴动。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五岁的罗明出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

在一九三三年博古到达中央苏区之前，罗明的名声与职务并不显赫。而他之所以迅速成为人人皆知的人物，是因为他的一个报告，或者说是因为这个报告中的一种表述。这种表述与毛泽东密切相关，并随即导致了中央苏区内部的一场政治风波。

那时，毛泽东正处在政治生涯的低落时期，宁都会议后他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心情和身体都欠佳的他在老朋友傅连暲的邀请下，来到福建长汀医院休养。在长汀医院后山散步的时候，毛泽东碰见了也在散步的罗明，罗明正在这里养腰伤。高大的毛泽东消瘦得让罗明很是惊讶，他们走到了一起。在常常一起散步的十几天里，罗明从毛泽东那里得到了什么教诲无从考证，但是随后发生的事情足以说明，至少在如何抵制“左”倾路线的影响，如何避免死打硬拼的军事指挥原则，如何争取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等问题上，毛泽东说服了走在他身边的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干部。

罗明结束休养后召开了福建省委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精神，并决定立即去福建的上杭、永定和龙岩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以配合中央红军的反“围剿”作战。几个月后，经过了游击战实践的罗明写出了《关于杭、永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报告针对博古和李德现行的战略战术提出了不同意见：“积极行动，向外游击，打击敌人的进攻”；灵活机动，“用最大的力量迅速的方法与最短的时间”，攻击敌人的薄弱之处；把猛烈地扩大红军的运动与发展地方武装结合起来，以巩固根据地的边缘地带……报告的行文显示出这位二十九岁的共产党省委书记锋芒毕露的性格：

如果只注意局部某一地方的转变，不注意很好地配合起来，发展武装斗争，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英、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或者请列宁同志复活，一齐到下溪南或者其他已受摧残的地方去对群众大演讲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斗争的情绪！

可以想见博古读到这样的文字会多么愤怒。罗明不但反对他的军事指挥原则，还把毛泽东列入了“最好的领袖”，博古当即质问罗明：党的文件和党的提法什么时候把毛泽东说成是“最好的领袖”了？毛泽东怎么能和斯大林、列宁相提并论呢？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五日，苏区中央局作出了《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决定表明福建省委之所以不执行积极的进攻路线，显然是因为“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而“这一路线对于目前革命形势的估计是悲观失望的，对于敌人的大举进攻表示了张皇失措”。博古发动的“在党内立刻开展反对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声势浩大。先是罗明被撤职，毛泽东也因此更加孤立。福建省军区司令员谭震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省委常委郭滴人、组织部部长刘晓、团委书记陈荣等都受到批判甚至是撤职。接着，运动扩大到江西的苏区，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都被撤了职，而他们毫无例外都是毛泽东的支持者。运动还波及中央红军，罗荣桓、萧劲光、滕代远、李井泉等人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批评。

如果不是苏区的军事形势不断恶化，这个运动很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博古后来在党的七大上对此作出了这样的自我批评：

苏区中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有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闽赣的罗明路线，湘赣的罗明路线等等。这时的情形可以说“教条有功，钦差弹冠相庆；正确有罪，右倾遍于国中……”更沉痛的是由于路线的“左”倾错误，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再加一个错误的“肃反”政策，而使得许多同志，在这个时期中，在这个“肃反”下面被冤枉了，诬害了，牺牲了。这是无可补救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