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路在何方（第4/18页）

早晨的雾气刚刚散去，起床了的三个粤军团长正吃早饭，防线前哨阵地的电话又来了。这一次口气十分惊慌，说是红军攻击猛烈，前沿阵地怕是要丢了。三个团长商量了一下，决定各派一个营上去把“土共”赶走。向前沿增援的粤军磨蹭了好一会儿才出发，一路上直埋怨那些“土共”逞什么能呀。结果还没到中午，增援的三个营长先后打来电话：向前沿阵地攻击的红军越来越多，绝对不是打个小摩擦的“土共”，绝对是红军的大部队来了！二团团长廖颂尧一听就蒙了，他一面命令自己派出的营坚持住，一面向正好在这里巡视的副师长莫希德报告。莫希德立即显出惊慌的神色，然后命令所有的部队向古陂方向撤退。三团和教导团没有马上执行莫希德的命令，因为三团团长彭霖生认为向前沿阵地攻击的绝不可能是红军主力，完全没有必要慌成那个样子，他想和“土共”打上一仗顺便捞点便宜。结果，三团的部队还没来得及部署，分兵两路的红军攻击部队瞬间便到了跟前。等彭霖生大喊“撤退”的时候，三团已经没有了后路，官兵们只有自顾自地四处逃散。

莫希德带领一、二团和师部一直退到安西才停下来构筑阻击阵地，他们在那里整整等了两天，才收容到逃回来的残余官兵。这一仗粤军不但伤亡严重，辎重行李也全部丢失。盛怒之下的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把三团团长彭霖生痛骂了一顿，然后把教导团团长陈克华撤了职。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三军团的先头部队沿着预定目标向粤军的封锁线开始了强行突击，并在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实施严密包围的防线南部撕开了一个口子。

从于都出发以来，连续几个晚上，由军委纵队和红军主力组成的浩浩荡荡的队伍缓慢地移动着。按照这样的速度，他们至少要在苏区内走三个晚上才能到达苏区的边界。在最初的几天里，队伍的头顶上没有飞机，那些携带着炸弹的飞机依旧在瑞金城的上空盘旋轰炸，国民党军根本不知道他们轰炸的瑞金已经是一座空城。那些没完没了地执行轰炸任务的飞行员哪怕将飞行半径稍微扩大一点，或者只是向南偏离预定航线十几分钟的航程，他们便会看见令他们目瞪口呆的情景：近十万人组成的三条长达十多公里的队伍正在齐头并进。如果太阳还没有落山的话，红旗在林木中若隐若现，土路上扬起的尘土遮天蔽日；而如果一旦天色暗了下来，地上便会出现数条逶迤的火龙。

这是一个“甬道”式的行进方式。

走在“甬道”中间的队伍，是包括共产党中央、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红军总司令部在内的军委纵队。这是一支近一万五千人的长长的队列：党政军首脑，老人和妇女，警卫部队和后勤人员；用锡铁皮、木板或竹片制成的各式箱子；用稻草绳子捆扎着的机器部件和行李物品；各种形状奇特颜色各异的包袱，所有这些都使得这支队伍行进的速度极其缓慢。翻山的时候，抬着大件的战士和民夫喊着号子一点点地往上挪，每挪上去一个巨大的箱子他们便欢呼一下。那些挑着银元、盐巴和大米的担子分量也不轻，民夫们时时需要停一小会儿喘口气。女人们边走边议论自己的丈夫此刻走到哪里了。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骑在马上，望着向天边延伸而去的队伍，一一回想着他所知道的人类行进史中的壮举，比如俄国著名将领苏沃洛夫，为援助在瑞士作战的俄军，一七九九年曾率领着他的无敌兵团跨越了高耸入云的阿尔卑斯山……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骑在一头高大强壮的骡子上，他后来回忆说，他一路默诵着苏联著名作家绥拉菲莫维奇在《铁流》中的描述：“人们拥挤着，步行的、负伤的都挤成了一堆，几十里长的大路，都被队伍塞满了……”傅连暲坐在一顶轿子里，轿子后面跟着八个装有医疗器械和各种药品的大箱子。这个如同嫁新娘的阵势引起了红军士兵的激烈议论。曾是教会医院院长的傅连暲将自己的全部家产和整个医院捐献给了红军，一百七十个人整整搬了半个月才把那座红军急需的医院搬到瑞金。参加红军后，傅连暲救治了无数在战场上负伤的红军官兵，包括王稼祥、蔡树藩、伍修权、方强、伍中豪……他后来跟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了艰苦的战争岁月，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其政治信仰的坚定和政治品格的高尚绝不亚于那些自称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人。懂得共产党规定的傅连暲不愿坐轿子，之前他特意练过骑马，但是屡次从马背上摔下来。傅连暲在轿子里不断地回头看，那些大箱子就是一座医院。有时他还能看见毛泽东。毛泽东的疟疾还没全好但并没有骑马。他走路一晃一晃的，以特有的姿势甩着胳膊，眼睛看着很远的地方。还有朱德，出发时要给他配担架，朱德却说他只要马，而且要两匹，一匹他骑，一匹驮他的文件。他是个永远乐观的人，腰带扎得很紧，一把小手枪别在腰间，他大步走着和旁边的人有说有笑，警卫员牵着那两匹马跟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