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路在何方（第2/18页）

陈济棠开始颇费心思地派人打探与红军接上关系的可能，其中包括曲折地找到了一位红军指挥员在广州的亲属，让这个亲属无论如何联络上那位指挥员向周恩来传话。陈济棠还派人秘密地给红军送去弹药和药品以联络感情。在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粤军与红军的秘密谈判通道逐渐打开，这使中央苏区的南线一度出现了相对平静的局面。

战事暂时平静后，陈济棠便鼓动广东的商人到共产党苏区做生意，通商贸易使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两个区域都得到了实惠：陈济棠卖了商品赚了钱讨了苏区的好，红军找到了突破国民党军严密经济封锁的缺口，得到了那些急需的和必需的物资。毛泽东对苏区南部的政治军事形势感到高兴，开始具体地指导红军如何进一步消除“赤白对立”。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总司令部发出了一份《告白军官兵书》，特别强调了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告白军官兵书》共印刷了五千份，被散发在苏区南线的粤军阵地前。毛泽东还指示部队可以适当地小规模出击，战斗的分寸是“不吃陈济棠的主力”，这样既可让陈济棠仍然保持对红军战斗力的认识，也可让粤军在蒋介石那里多少有个交代。当时，苏区的北部防线上战火纷飞，而南部防线上却出现了难得的宁静。面对宁静中南中国郁郁葱葱的山峦，毛泽东诗曰：“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不知毛泽东那时是否预料到了，不久之后当红军面临危难时，这里成了数万红军冲出重围的唯一突破口。

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前夕，陈济棠派来的代表秘密进入了苏区，要求见一个叫何长工的人。何长工，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曾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军政治委员、红军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一九三四年春出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他是中央苏区南线红军的负责人，陈济棠的代表之所以要见他，是因为在以往的接触中，粤军对这位红军将领有信任感。通过何长工，陈济棠的代表带走了一封朱德的亲笔信。朱德在给陈济棠的信中用毫不掩饰的措辞指出了红军与粤军应该协同作战以消灭蒋介石的军队：

红军粉碎五期进攻之决战，已决于十月间行之。届时我抗日先遣队已迫杭垣［杭州］，四川我部将越川边东下，威胁武汉，贺龙同志所部及在湘各部均将向湘敌协同动作，而我主力则乘其慌乱之际，找其嫡系主力决战而歼灭之。若贵部能于此时由杭、永［上杭、永定］出击，捣漳州、龙岩，击蒋鼎文之腹背，而直下福州；另以一部由湘南而直捣衡阳、长沙，则蒋贼将难免于覆亡也。

朱德在信的最后特别强调：“为顺畅通讯联络起见，务望约定专门密码、无线电呼号波长，且可接通会昌、门岭之电话。”——处于被国民党大军“围剿”中的红军总司令与实施“围剿”的敌军南路军总司令就要互通“密码”与“波长”了，这是发誓要彻底“剿灭赤匪”否则就“舍命疆场”的蒋介石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当朱德写这封信的时候，中央苏区所面临的军事形势十分严峻，军事决策中心已作出了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朱德宣称全国的红军正准备向蒋介石全面开战，中央红军必求与蒋介石的主力“决战而歼灭之”；同时建议粤军兵分两路倾巢出动，一路“直下福州”而另一路“直捣衡阳”，袭击蒋介石在福建与长沙的嫡系部队。最后认为如此一来，蒋介石就会“难免于覆亡”——这样的协同作战计划无论如何是不切实际的，最合理的解释是：红军试图利用这些说辞将粤军调开从而乘机冲出重围。

陈济棠身经百战，见多识广，老谋深算。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对于让蒋介石的中央军“覆亡”，他知道仅凭一己之力也就是有个念头而已，对于他最要紧的问题是如何保存自己的势力范围。所以，对于朱德的这封信，他看进去的只是“谈判”是完全有可能的；至于其余的，他和了解蒋介石一样也了解共产党人。此刻，关于陈济棠是否预感到中央红军即将突围，并且已经选择了他的防线作为突破口，不得而知。但是年初，当蒋介石的中央军正在苏区北部大举进攻的时候，陈济棠曾邀请他的老盟友白崇禧来广东“共商防共防蒋军事大事”。广西军阀白崇禧到达广东后，专门去陈济棠布防的“围剿”前线走了一趟，而且一直走到了筠门岭。从筠门岭回来，白崇禧关起门来告诉陈济棠：一、共产党红军定要突围。二、突围的方向很可能是广东。三、突围的时间应在秋冬之间，因为红军要等收获季节解决粮食问题——白崇禧说这番话的时间是一九三四年春，距离中央红军开始大规模军事转移还有半年的时间。无法得知陈济棠听了这个惊人的判断之后的表情，但从历史档案的记载中可以发现，白崇禧刚一离开广东，陈济棠就向粤北方向增派了兵力，特别是在粤汉铁路的两侧加强了防御部署。但是，半年之后，陈济棠却主动要与红军谈判了，并且不惜工夫万分诚恳。就在红军已经做好了突围的一切准备的时候，陈济棠依旧心存着红军在北面为他阻挡蒋介石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