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1] 民主国家关于政府的观点自然地促进了中央集权[2]

贵族制国家的人民脑海中通常都会自然地出现关于次级权力的想法，这种次级权力是存在于君主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第二权力。这是因为一些个人或者家族认为以他们的出身、知识和财富，天生就应该有这些权力，以此发号施令。而生活在平等的时代人脑海中却天生地不会出现这种想法，理由则刚好相反。你只能人为地将这种想法植入到他们的脑中，并且必须克服极大的困难才能让他们将这种想法保存下来。然而，他们可以说想都不用想就能接受一种独一无二的中央集权的观念，那就是人民由政府直接领导。

此外，民主国家的人民乐于在政治上接受简单和普遍的想法，在学术和宗教上也是如此。他们反感复杂的体系，并且愿意看到国家的所有公民相似于同一个模式，只由一支单一的力量领导。

在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想法之后，生活在平等的时代的人们，脑海中又自发地产生了一种关于构建统一规格的立法机构的想法。由于每个人觉得自己和周围的人都没有什么差别，所以他对于法律为什么不能平等地应用在所有人身上感到很不能理解。哪怕是最微小的一点儿特权都让他从理智上感到很不舒服。同一个国家的一点点政治制度的差异也会让伤害到他，因此立法的统一规范化在他看来是考量一个政府优劣的首要条件。

但是相反地，我发现这种统一规范制度，对社会每一个人都公平实施的观念，在生活在贵族制时代的人看来，就像是天方夜谭一样。他们不接受这种观念，甚至排斥这种观念。

这两种全然不同的思想的趋势，在各自的地盘上，最后都变成了人们盲目依靠的本能和不可动摇的习惯，除了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它们都将是人们行为的导向。尽管在中世纪，各国条件都大不相同，但有时还是会出现一些完全相似的个人，但这并没有阻碍立法者给他们中的每个人指定不同的职责，赋予不同的权利。而相反的，在我们生活的时代，政府竭尽自己所能为并不相似的公民们制定相同的风俗和相同的法律。

随着一个国家中的公民的身份变得平等，个人变得越来越渺小，而国家则变得越来越大，或者可以说，每个变得和其他所有人越来越相似的公民，都失去了自己在群众中的身影，除了人民大众的本身的伟大和壮丽之外，再也见不到其他东西了。[3]

这就自然地使得民主时代的人十分重视社会的权益，而不看重个人的权利了。这就容易使他们认同，社会的利益比任何事都重要，而其他人的利益则是微不足道的。[4]他们还很容易承认，代表社会的权力比社会中任何一个人都有更高的眼界和智慧，其职责和权利就是将所有公民掌控在手里，领导他们前进。[5]

如果你仔细地研究了我们当代人，深入到人们的政治观点的起源进行了研究，那你就会发现刚才我所讲述的其中几点观点，也许你还会吃惊地发现在经常发生争执的人之间竟有这如此多的一致。

美国人认为，在每个州[6]，社会的权力都必须直接来源于人民。但是他们设想，一旦这种权力被建立起来，那它可以说是没有限制的，他们会意识到它将有做任何事的权利。

而至于赋予城市、家庭或者个人的权利，他们甚至想都没想过。他们从来就没有想过在不同的州和生活在各州的人身上使用不同的法律法规。

这样的观点也在欧洲越来越广泛地传播开了，甚至渗透进了那些强烈反对人民享有主权的教条主义者。这些国家的权力来源与美国是不同的，但他们对权力的看法却是相同的。在各个国家中，中间权利的观念正在慢慢消失。[7]关于一些个人天生就有固定特权的观点也很快地从人们的观念中消失了，而关于社会的无上权威或者说社会具有独一无二的权力的观点则正在取代它们的位置。这种观点是以平等为条件生根的，并随着身份的日益平等和人们的日益相似而发展的。平等产生的这些观点，这些观点又反过来加速了平等的进步。[8]

在法国，我之前所谈到的革命比在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发展得快，因此这些观点也完全占据了法国人民的思想。当你仔细地聆听我们的不同党派的发言时，你会发现他们中没有一个是不接受这些观点的。大多数人都认为政府的所作所为很拙劣，但是每个人都觉得政府应当长久地做下去，并将权力延伸到各个方面去。甚至那些激烈声讨政府的人也是这样想的。社会权力的独一性、普遍存在性和全能性，以及其规则的统一规范性构成了描述我们这个时代政治体系的显著特征。你在大部分奇特的乌托邦主义思想的最深处也能找到这样的观点。人们在梦中都仍在追寻这样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