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1] 为什么美国人在自己的国家不易被激怒，而在欧洲又如此敏感呢[2]

美国人正如其他严肃而又认真的民族一样，有着强烈的报复心和易冲动的脾气。要是有人冒犯了他们，那他们几乎会记上一辈子。但话又说回来，想要冒犯他们也不是件轻易的事情，他们的脾气虽然起得缓慢，但也同样消失得缓慢。

在贵族制的社会中，一小部分人掌控着整个社会秩序，人与人之间表面上的关系几乎有着固定的规矩。人们都非常清楚用何种方式正确地向他人表达自己的敬意或友好之情，这样的规矩和礼数是每个人都应该所具备的知识。

上层人民的习惯逐渐被其他阶层的人效仿，然后形成了各阶层的人需要遵守的行为规范（当然最后还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礼节，这种礼节只有在不同阶层的人交流之间才会用到）。

如此，这种礼节规范构成了一系列的烦琐的法律条文，让人很难完全地掌握，而且你还必须得遵守，否则就有被惩罚的危险。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有意无意地伤害到别人，抑或是受到别人的伤害。

但是，随着阶级围墙的不断被弱化，不同教育背景和家庭背景的人逐渐杂居，还想像以前那样遵守那一套繁文缛节几乎是不可能的了。相关的法律也弱化了，即便在那些知晓这些法律的人眼里，不遵守这样的条例也谈不上是犯罪了。人们也更看重行为的实质而不是形式了，所以虽然大家看起来都不那么彬彬有礼，但人与人之间却少了很多争吵。

有很多事情美国人都不拘小节，一些细节上的事他会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或者他会认为你不会太在意。因此，他们不会觉得自己被别人怠慢或者他根本就忽略了别人对他的怠慢。或许你会觉得他们不是那么有礼貌，但是他们的性格却很简单直爽，更有男子气概。

美国人之所以会有这种彼此之间的宽容和自身的大方自信，总的来说还有另一个更为深远的原因。

这一点我在上一章中就已经提到了。

在美国的社会民众之间，阶级差别非常之小，在政治上更是毫无阶级差别。因此人们根本不需要向别人施以特定的礼节，也不会要求别人对自己这样做；他们以相同的兴趣喜好来结交朋友，这样便不会受到他人的拒绝；他们不会因为一个人的物质条件而看不起他，这样自己便不会遭受他人同样的对待，只有当别人真正损害到他们的权益时，他们才会觉得被冒犯了。

这样的社会（平等的）状况使得美国人不会在小细节上认为自己被别人冒犯了。同时另一方面，他们所享有的民主自由也将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宽容变成了一种民族风气。

美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机构时常将各阶层的人民联系在一起，让他们共同发展事业。这样人人都有忙的事情，根本没工夫去琢磨那些礼节；再者，和谐的居住和生活对他们来说才是感兴趣的事，谁还会去想那些繁文缛节呢？因此在人与人的交往中，人们习惯于去注重话语中所含的观点和意见，而不是那些规矩，并且不会在一些琐事上花费精力。

在美国的时候，我曾多次发现，想要让一个美国人明白他的行为会引起别人困扰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用委婉的方法可是不行的。

有一次我在谈话中反驳了一个美国人的所有观点，想让他明白对于他的发言我感到十分厌倦，但我每反驳一次，他就会做出新的努力想来说服我；当我坚持保持沉默时，他就会觉得我是被他所描述的事实深深打动了；当我最终受不了他的喋喋不休而离开时，他仍觉得我是有什么别的要紧的事需要去处理。除非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否则，他根本不会感觉到他已经使我恼怒了，甚至把他当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

让我感到吃惊的还是这个美国人，他到了欧洲以后突然变得谨小慎微起来，很难与他打交道（他固执地在一些细微末节上都要讲究礼数，甚至还创造出一些他自己的礼数），以前我要很不容易才会让他感到不愉快，而现在我要很努力才能不冒犯到他。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其实都是有着相同的原因。

民主的制度总的来说给人灌输的主要是关于国家和他们自身的观点。

美国人带着骄傲和自豪离开了自己的国家，来到欧洲后首先发现我们的国家和美国并不一样，人民也不像他想象中的那样像美国人一样将事情想得很简单。这开始让他心烦意乱。[3]

他之前就听说过我们这些地方的人的身份很不平等。但实际上他发现，在欧洲国家中，阶级现象还有迹可循，财富和出生背景仍让人们保有着难以言明的特权，这种特权让他不能忽略，也难以定义。这种现象让他感到很惊讶，也让他感到不舒服，因为这对他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系，他在自己的国家中所得到的经验完全不能帮助他了解这些。因此，他完全不知道在这样的半消亡的等级制度里，在这种不同阶级之间相互敌视和鄙视的社会中，自己应该处在什么位置，这让他几乎时时感到困惑。他不敢将自己定位得太高，但也生怕处于太下层的阶级。这种来自两方面的威胁时常影响着他的思考，阻碍了他的行动，比如交谈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