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1] 美国人是如何将对满足物质欲望的喜好与对自由的热爱和对公共事务的关心结合在一起的

当一个民主国家[2]变成专制君主国家时，人们以前在公私两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性将会马上汇集到私的方面。这样一来，在初始阶段将会出现物质上的巨大繁荣，但是，在不久后，这种繁荣就会减速，最后停滞不前。[3]

我认为，凡是经营工业与商业的民族，都不存在自由。对于这一点，我们或许可以从不知道能否从都灵人、佛罗伦萨人、英国人那里找到例证。也就是说，自由和实业这两个事物之间存在着紧密与必然的联系。

一般来说，所有的国家都存在这种现象，而对于民主国家来说，尤为如此。

我在前面已经讲过，对于生活在平等时代的人来说，他们只能够通过结社来得到他们想要的任何福利。而另一方面，我也曾指出，政治自由能让结社的技术日臻完善和普及。因此，在平等的时代，自由实际上非常有利于人们创造财富。相反，专制则会对人们致富造成极大的阻碍。

在民主时代，专制带来的东西并非暴虐和凶狠，而是烦扰。这类专制虽然没有损害人性，但却压制人们的经商活动和削弱人们创办实业的才干。

因此，在民主时代，人们只有得到自由才能获得他们长期追求的物质享乐。

然而，对于这种享乐的过度喜好，有时会让他们在遇到强权时就立即屈服。于是，人们追求福利的激情便会不断减退，被另外一种相反的激情所取代，使他们忘却原本的目标。

事实上，对于民主国家的公民来说，这种转变是十分危险的。

在民主国家，当人们对于物质享乐的爱好胜过文化和自由的发展时，他们一看到新的东西就会立刻变得无比激动，并费尽心思想得到这些东西。

由于他们一心想要发财，所以在他们眼中，那条把他们的个人幸福与全体繁荣联系起来的紧密纽带完全变得不值一提。他们会自动放弃他们已有的权力，根本无须你去动手剥夺。在他们看来，履行公民的政治义务是一种令人厌恶的事情，因为它妨碍了他们，使得他们无法专注于自己的实业活动。如果让他们去选举代表，或请他们为当局效劳，或共同担负一些公共工作，则他们会以没有时间作为托词，不愿将他们的宝贵时间用在一些对他们来说没有收益的工作上。在他们看来，任何认真追求生活中的重大利益的人，都不应该去做这些无聊的勾当。这些人虽然“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原则，但他们仍然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个原则。而且，对于所谓的个人利益他们过于看重，从而忽略了重点：那就是自己应当继续做自己的主人。

由于人们只关心自己的工作，基本不会费心于公共事务，那些曾经为公共事务而操劳的阶级又不复存在，所以政府好像出现了空缺，没人进行管理。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一个精明强干的野心家执掌政权，那么，他肯定会发现，篡权的大道无比宽敞平坦。

在一段时期内，只要他能一心处理好各项物质利益，他在其他时间内就能随意地做各种事情而不会受到人们的反对。维持社会安定是他的首要任务。而对于那些热衷于追求物质享乐的人来说，在没有看到自由如何为他们的物质福利带来帮助之前，却早已目睹发现自由的滥用对物质福利的损害。当公众的激情对他们私人生活造成一定影响，使得他们失去一些小快乐时，他们会立刻提高警惕，寝食难安。而一直以来对于无政府状态的惧怕，又使得他们生活得忐忑不安，一看到出现骚乱就随时准备放弃自由。

我承认社会安宁是一件好事，但有一点我必须指出，所有的国家在出现暴政之前都会有一段安宁的时期。不过，我们也并不能因此就推断，社会安宁不必重视，只不过，国家需要的实际上并不仅仅是安宁。如果一个民族只要求其国家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其余都不在乎的话，那么这样的民族实际上已经受控于财富的奴役，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受制于人。

这样的民族不仅要提防个人的专制，对于党派的专制同样如此。

如果社会集体考虑的只是自己的私人利益，那么，无论多小的派别都有可能因此而控制公共事务。因此，就像我们在戏院看到的一样，在世界的大舞台上，经常存在这种现象：一小部分人代表了全体大众。他们代表了那些未出席或者对此毫不关心的人，独自在舞台上表演。他们恣意地规划着所有事务，修改法律，践踏民情。接着，我们就将目睹：一小撮软弱无能的人究竟是如何控制一个伟大的民族的。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上述的这些危险，美国人都能幸运地避开。在这一点上，他们确实值得钦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