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1] 关于美国的议会[2]（第2/4页）

如此一来，那些自知能力不足和不愿意自我表现的老实人对这些事就不会那么积极了。这样的人如果当上议员，他就只会与朋友高谈阔论，而到了充满演说家的议会中去发言，必肯定会把辩论活动搞砸，让与会者觉得扫兴乏味。

一些法律如果使当选的人越来越依附于选民，那么在当选者成为议员之后，他的言行举止都会受到这种法律的影响。这样的法律既会影响国务工作，又会影响讨论国务工作的方式。

美国国会议员如果准备辞去官职，那他一定会事先准备好一份讲稿，然后在国会上滔滔不绝地述说他为联邦，特别是为他所代表的地区所做出的贡献。这样一来，就经常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当他向听众发表长篇大论时，他不是在说一些连他自己也不明白的大道理，就是一些不足挂齿细枝末节的事情。

这样一来，在这个大机关里进行的辩论通常都是空洞和杂乱的，好像是在故意拖延时间和脱离主题。

在我看来，民主国家的议会都普遍存在类似的现象。

如果政治环境良好，并且法制也相当健全，那么美国的现任国会议员中的很多优秀之才或许会被立法机构所吸收，但是，你还是无法完全阻止庸才在议会里高谈阔论和大摇大摆地四处炫耀。

在我看来，这个病在美国已经发展到无可救药的境地了，造成这种现象有几个原因，不仅有国会组织上的原因，而且也有宪法的原因，甚至也和国家的制度有关系。

对于这个问题，美国人自己似乎也有相同的看法。对他们来说，国会的活动早已司空见惯，即使国会上某些议员的发言非常糟糕，他们也会忍耐。他们甘愿忍受这种病痛，因为他们的经验告诉他们，这种现象是无法根除的。

上述的还只是涉及民主国家议会的政治辩论的细节，现在我们来谈下它的主要问题。

英国下院至今已有15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在国外，它的议事过程却从来没有造成轰动效应。发言人所表达的思想和感情甚至都没有使最靠近英国这个自由国度的一些邻国产生共鸣。然而，美洲殖民地在革命时只是召开了几次小会议，就轰动了整个欧洲。[5]

我认为，这种现象背后不仅有其特殊的和偶然的原因，而且还有其一般的和必然的原因。

在民主国家议会里，能进入议会辩论国家大事的大演说家是最有能力和最值得敬佩的人。因为议员们并不属于某个阶级，而是属于国家，所以议员们总是为全国人民和以全国人民的名义而发言。[6]因此，他们的思想的作用和发言的分量就随之增强了。[7]

在这里，我们几乎可以忽略先例的作用，有财富并不意味着同时拥有特权，世袭权力也不再与一定的集团或个人有联系，所以人们必须依靠合乎人性的一般原理去处理他所办理的个别问题。因此，在民主国家中，哪怕规模再小的政治辩论都都具有一种事关人类命运的普遍意义。这与所有的人都是相关的，因为辩论涉及人，而人在世界各地并无二致。

在有些大贵族制国家，情况却与此相反，无论处理什么重大的问题，都是根据时代的习惯和阶级的权力所规定的某些特殊理由。实际上，只有相关的阶级，至多就是这个阶级所在的民族才会对这些问题感兴趣。

有时候，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法兰西民族的政治辩论才会在全球引起巨大反响。当然，造成这种反响的原因不仅在于法兰西民族本身的伟大，还在于其他国家愿意倾听。

在我国，演说家的发言并不仅仅是针对本国的公民，同时也是说给世界人民听。[8]

注释

[1]1. 对于英国议会的讨论只是被一小部分人引导的，他们让讨论变得简单明白，简明扼要。而国会为什么不相同呢？

（1）在贵族制国家中，立法机构的所有成员早就在长期地对议会的艺术进行研究了。这个理由是很正确的，但是不够充分。

（2）贵族社会中的等级制度和主从关系也在议会中产生了作用。而在民主国家中则是不同的。

（3）贵族社会中的代理人本身是具有相当的重要性的，而他们则很容易因为没有在议会中扮演角色而感到慰藉，也不想成为庸庸碌碌的一员；这必然让他们在自己的位置坚持下去。

（4）而在民主社会中，他们是由选民们决定的；由于他们更多地依赖他们的支持者，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就会进行让步。

2.上面只是民主论述的一小部分。下面才是重要的部分。

（1）由于社会中不存在阶级差别，演说者们演说的对象和内容则总是关于整个国家的。

（2）由于他们不能依靠（无法辨认）财富、出身，或者说个人拥有的特权，因此他们必须回到由人类本性的检验所提供的普遍真理上来。这样他们的能言善辩的能力添上了一种冠冕堂皇的色彩，并极大地增强了它的影响力。（YTC，CVf，第21—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