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1] 为什么美国人从来没有像法国人那样热烈地追求政治领域的一般观念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了解到，美国人并没有法国人那么喜欢一般性观念。在政治领域，这种现象最为明显。

在立法和实践理论方面，美国人对于一般性观念的运用都要比英国多很多，但是，与法国的制宪会议和国民工会相比，美国的政治机构却并不喜欢一般性观念；对于美利坚民族来说，他们在追求一般性观念时，并没有像18世纪的法国人那么热烈，也不会盲目相信任何理论。

在这方面，造成美国人和法国人差异的因素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是：

美国人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民主民族，由自己来管理公共事务；然而，虽然我们法国也是一个民主民族，但就如何更好管理公共事务的探讨来说，法国人一直以来都只局限在口头上。

我们的社会形态促使我们早就提出了一些有关政府工作的一般性观念，但我们的政治制度却在妨碍我们通过实践来矫正一般性观念，这样一来，我们发现旧有一般性观念的缺陷的速度变慢。然而，在美国人眼中，一般性观念和政治制度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相互适应，从而也就能很自然地相互修正。

我之前说过民主国家对理论力量的热爱来源于实际生活，但在此看来，似乎与此时的说法大相径庭。然而，倘若进一步研究就会发现，这两种说法并无矛盾支持。[2]

一般性观念深受民主国家人民的热爱，因为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空闲时间有限，而一般性观念则节省了他们探究个别事物的时间和精力。这样说来没错，但他们采用的一般性观念仅局限于那些他们不用时常会想或者必须得想的事物。[3]举个例子，对于他们本该关心的哲学、政治、科学和艺术方面的一般性观念，商人会渴望知晓，并希望有人能为他们提供，但是只有在经历了实践考验，他们才会对这些观念予以接受，或者有所保留地接受。

这样的情况也适用于政治家，尤其是在涉及政治领域的一般性观念时。

所以，民主国家的人民不应该过分盲目地追求有关那些尤具危险性事物的一般性观念，而是选择采用最好的解决办法，在每天的实践中探究这些事物。如此这般，他们便必须得去深究每个事物的细节，并通过这些细节来发现理论的缺陷。

这样的解决方法肯定会带来麻烦和苦恼，但是效果却尤为显著。

所以，如果每个公民都能实际参与到政府的管理工作中，这样的民主制度可以减少人们因为平等所产生的在政治领域中对一般性观念的狂热。[4]

注释

[1]第四章（a）。（n.）

为什么美国人在政治理论上从来就没有像法国人一样充满热情。

美国人从未对政治理论展现出像法国人一样的热情。

这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他们总是以一种实际的方式来进行政治活动。在这一点上他们的自由是与平等所产生对一般观念的过度喜好相斗争的。这似乎与我在之前章节中所说的有冲突，我在之前章节中说过实际的生活让民主国家产生了对理论的热爱。但是这两件事通过区别的方式是可以达到一致的。

民主国家人民的繁忙生活实际上给了他们对理论的喜好，而不是对他们所从事工作的喜好。

甚至可以为了让他们接受一般观念而从事于某种只有通过检验之后才能与之有关的工作。（YTC，CVf，第5—6页）

n. 标注了（a）的章节是那些让我仍感到最为不满意的章节和必然会在“最后”一次阅读时吸引我大部分注意力的章节。（YTC，CVf，第1页）

在装着这一章节手稿的文件袋上写着：“这一章节留给了我一些渴望得到的东西，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2]“这并不矛盾，但是这是因为美国人不仅是平等的，还是共和主义的。”（草稿，卷1）

[3]让我们想想德国吧。

在德国，人们的思想在哲学方面，尤其是形而上学，显示出了过度的（无法辨认）和一般化，而在其他所有方面则是不变而特殊的，受到了束缚的。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情况？

在美国则刚好相反，在对于哲学方面，人们的思想是有不变的规律的，而在其他所有方面则是大胆和普遍的。

难道是因为身份条件的平等产生的影响导致了民主方面和政治社会观念的大胆和一般化，而对其他方面只有非常细微的作用？

或者有着一种隐藏的因素可以让人们的哲学观念变得大胆和一般化，而不会对其他方面产生效果？

人们最终对这个现象的解释做了研究之后，发现：

首先，如果说在美国，人们对于哲学的普遍思想是一成不变的，那是不正确的。如果你为指导人们行为的原则冠以哲学之名，甚至将原则这个范围缩小到理论或者学科，那美国人都一定有着某种哲学，甚至是一种崭新的、大胆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