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英裔美国人的社会状况（第2/8页）

当继承法允许，甚至是规定所有子女平均分配父亲的财产时，它产生了两种效果；尽管这两种效果的目标一致，但也要将它们严格区分开来。

根据继承法的规定，每个财产所有人的死亡都会导致财产上的一次革命；但也可以这么说：不仅仅是财产的所有人发生了改变，财产的性质同样发生了改变；它们被不断划分，被分得越来越小。［随着世世代代的相互继承行为，他们会变得越来越贫穷。］

这是继承法的直接影响，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继承法的实质性影响。[17]因此，在法律规定平均分配制度的国家中，财产特别是土地财产必定具有一种不断变小的固定趋势。但是，如果让这种法律制度自行发展，其立法效果仅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显露出来。因为只要家庭不包含两个以上子女（据我们所知，在法国这样的国家中，每个家庭的平均人数仅为三人）[18]，这些子女在平均分配了父母的财产之后，将不会比父亲或者母亲穷困。

但是平均分配制度不仅对财产所有权产生了影响，它也作用于财产所有者的精神，激发他们的热情来支持该法律。这些直接作用迅速地摧毁了较大的财产，尤其是较大的地产。[19]

在适用以长子继承权为基础的继承法的国家之中，大部分地产通常是代代相传且不加分割的。这种分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家族声望具体体现在土地上。家族代表土地；土地代表家族；土地使家族的姓名、起源、荣耀、势力和德行得以永存。土地既是家族的过去的不朽证明，也是家族的未来的珍贵保证。[20]

当继承法确立平均分配原则，它摧毁了家族声望与确保土地完整之间所存在的密切联系；土地不再代表家族，因为土地经过一代人或两代人之后必然被分割，且必定会不断缩减，直至最终完全消失。如果大地主的儿子的数量不多，或者如果命运眷顾他们，他们有幸拥有不逊于父辈的财产，那也不是完全拥有父亲的财产；他们的财产必然包含了父亲遗留的财产以外的其他财产。[21]

由于大地主从这一刻起不再因持有土地而得到任何巨大利益——因土地而产生的情感、回忆、荣耀或野心，你可以肯定他们迟早会出售这些土地。出售土地能够使他们获得更大的金钱利益，因为流动资产能够比其他资产产生更多收入，也更容易满足他们此刻的欲望。[22]

大型地产一旦分割就绝对不会重新聚集；因为小地主能够从他的土地上[23]获取高于大地主的土地收益率，所以小地主出售土地的价格也高于大地主。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当一个有钱人低价出售了大片地产之后，他肯定不会为了恢复大地产而将其高价买进。[24]

所谓的家族声望通常基于一种个人利己主义的幻想。[25]在某种程度上，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名垂千古，被子孙后代牢记于心。[26]在家族声望销声匿迹之处，个人利己主义就会取而代之。当家族不再出现在人们的脑海里，而是成为一种模糊的、含混的、不确定的概念时，每个人就只顾眼前的便利；他只想建设好自己这一代，而不再考虑其他了。

因此，每个人都不会尝试使他的家族永垂不朽，或者至少他会尝试通过其他与地产无关的方法使家族永垂不朽。

至此，继承法不仅使家族难以保证同一财产的完整性，而且剥夺了家族尝试这样做的欲望，它在某种意义上迫使家族与其合作完成自我毁灭。

平均分配法则以两种方法实施：一种是由物及人；另一种是由人及物。

凭借这两种方法，它成功改造了土地所有制度，并使家族和财富迅速消失。[27]

当然，我们还未发展到这种程度，虽然19世纪的法国天天都在目睹着继承法所带来的政治变化和社会变化，但其仍质疑继承法的影响力。我们每天都能看见它在我们的国土上不断地来回移动，在它的路径中，它推倒了我们的住宅的墙壁，摧毁了我们的田园的围栏。尽管继承法已对我们产生了很大的作用，但它仍有许多亟待完成的工作。我们的回忆、观点和习惯给它设置了很多强大的障碍。[28]

在美国，继承法的破坏工作已接近尾声。正是在这里，我们才能够研究它的主要后果。

在大革命时期，美国各州几乎全都废除了与财产转移有关的英国法律制度。

关于限定继承权的法律被修改，以免其干涉财产的自由流通。[29]G

第一代人逝去之后，土地开始被分割。随着时间的流逝，分割速度变得越来越快［就像一块从塔顶掉落的石头随着其移动轨迹逐渐加速］。直至今天，将近60年过去了，社会面貌已经焕然一新，大地主家族几乎彻底被普罗大众吞没。在曾经拥有大量大地主家族的纽约州，如今仅剩两个家族在即将将其吞没的漩涡上方漂浮。[30]今天，这些富裕的公民的儿子成为商人、律师、医生。大多数人已经默默无闻。世袭地位和世袭差异的最后痕迹已经消失殆尽，遗传法在处处发挥了它的平均化作用。[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