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1]（第3/14页）

为了对民主加以引导，我们必须尽可能地唤醒民主的宗教信仰，净化民主的道德观念，规范民主的行动，渐渐用科学化公共事务弥补民主的经验不足，用民主对真正利益的认识取代其盲目的本能；使民主的政府适应时间和地点，并根据环境和人类需求来调整民主；这些才是现如今领导社会的人所肩负的首要任务。

一个全新的世界[22]需要一门全新的政治科学[23]［为了应对一种独特的局面，需要一种史无前例的规则］。

但那是我们几乎没有考虑过的，置身于湍急的河流之中，我们固执地将目光锁定于那些河岸上依稀可见的碎片，而湍急的河流将我们卷走并推入深渊。

我刚才描述的伟大的社会革命[24]，在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曾像在法国这样取得迅速进展，但法国的革命往往具有一定随意性。

国家的首领［立法者］从未想过提前为革命作任何准备；革命是在违背他们的意愿或是在他们不知不觉中产生的。这个国家中最有权力、最有才智、最有道德的阶级从未为了领导革命而控制它。因此，民主受其狂野本能的支配；它就像那些缺乏父母照顾、生活在城市街道、只知道社会的恶习和悲惨的孩子那样独自成长。当它毫无征兆地获得权力，我们仍然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随后，每个人服从于它的每一个要求，它被尊为力量的象征；但后来，当它因为自身的过度化而被削弱的时候，立法者设想出摧毁它的草率计划，而不是尝试着指导和纠正它；立法者不想教授它治国之法，而是用尽心思将它挤出政府。

结果是，民主革命虽然在社会实体方面取得进展，但在法律、观念、习惯和风俗方面没有产生使这场革命[25]更有益的必要改变。因此，我们虽然拥有民主，但是缺乏令它扬长避短的东西；我们只看到它带来的坏处，而忽视了它带来的好处。

当王权在贵族阶级的支持下和平地统治着欧洲各国，人们在不幸的社会之中还享有几种幸福，而这在今天是难以想象和理解的。

某些国民的权力强大到成为王卿贵族的专制统治无法逾越的障碍；而国王觉得自己在人民面前接近于神，在他们受到人民的尊敬之后，他们不愿意滥用自己的权力。

虽然贵族与人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但是贵族对人民的命运仍然有一种仁慈而平稳的兴趣，就像是牧羊人[26]埃尔韦·德·托克维尔：“我担心有人可能会对作者说这些牧羊人才是真正的狼。你可以通过使用‘部分贵族人士’来避免这种不利因素。”］对待他的羊群那样；他们并不认为穷人与他们是平等的，他们之所以关心穷人的遭遇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上帝赋予他们的职责。

人民从不奢想不属于他们的社会地位，人们从未想象过自己与统治者平等，人们接受恩惠并从不对统治者的权力提出质疑。当统治者是仁慈之人，他们爱戴统治者，他们毫无怨言、奴性地服从于统治者的苛刻要求，仿佛这是上帝安排给他们的不可避免的责罚。此外，风俗习惯和道德观念也为专制划定限制，为专制的行使制定约束。

由于贵族从未想过有人要剥夺他们手中那些自认为合法的特权，而农奴认为他们的卑下身份是亘古不变的自然规则的产物，可以想见的是，在享有不同命运的两个阶级之间可以建立起一种互惠的关系。因此，虽然你在社会中看见不平等和苦难，但是灵魂不会因此堕落。

不是权力的运作或服从的习惯使人们堕落，而是行使非法的暴力以及服从那些被他们看作是侵夺和压迫的强权。

一方面是集财富、权力、悠闲于一身的人，他们拥有奢华的追求、风雅的品位、愉悦的心情、献身于艺术的精神；而另一方面是终身劳作、粗野、无知的人。

但是在这群无知和粗俗的人中，你发现了充沛的激情、高尚的情操、深厚的信仰和质朴的美德。

这样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体具有稳定性、权力，更重要的是具有荣耀。

但是，阶级之间开始相互融合；人与人之间的屏障正在崩塌；财产被分割；权力被共享，启蒙教育逐渐普及，知识水平日渐持平；社会状态趋于民主化，最终，民主的统治被和平地应用到社会机构和道德观念方面。

然后，我想象出一个社会，在那里，人人视法律为自己的作品，他们爱护法律并能够毫不费力地遵守它；在那里，他们尊重政府的权威是因为它是必不可少的，而不是因为它是神圣的，他们对国家领导的爱戴不是一种激情，而是一种理性和冷静的情感。由于人人都有权利且他们的权利得到了保证，因此各个阶层之间建立起一种强烈的彼此信任和互尊互重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