蠢蠢欲动的河北

我们说穆宗李恒绝非英明之主，这并不是在冤枉他。因为他上台后的种种表现实在令人不敢恭维，也让一度看好他的臣民们大跌眼镜。

元和十五年二月初，李恒刚刚脱掉为宪宗服丧的孝服，就急不可耐地投入到了倡优、杂戏、宴游、打猎等一系列娱乐活动当中。谏官们屡屡上疏劝他节制，可新天子却充耳不闻。

纵情于声色犬马的同时，李恒更是花钱如流水。只要他乐意，随时随地都会赏赐给那些倡优戏子一大堆金帛。谏议大夫郑覃、崔郾等人实在看不下去，就一起入阁劝谏，说：“金银绸缎都是百姓的血汗，除非为国家立功，否则不应滥赏。宫库目前虽有存余，但请陛下爱惜，万一将来战事又起，方能不再向百姓征收重税。”

李恒盯着他们看了好一会儿，忽然吃惊地问宰相：“这几个人是谁啊？”

宰相连忙回答：“是谏官。”

这“君不识臣”的一幕，发生在李恒即位已经九个多月的时候。可由于天子大部分时间都在关注娱乐事业，所以来不及认识自己的臣子。

为了表示对谏官们直言进谏的感谢，李恒随后便派人去慰问他们，说：“朕会照你们的话去做。”宰相们听到都很高兴，觉得当今天子在这一点上和宪宗早年还是很相似的，那就是虚心纳谏，从善如流。

这是社稷之福、人臣之幸啊！所以他们纷纷向皇帝道贺。

可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错了。

因为天子李恒对待谏言的态度是——虚心接受，坚决不改。

从李恒即位一直到他驾崩，从未停止过娱乐活动，而滥赏的毛病也一点没改。

元和十五年十月，成德节度使王承宗病卒，诸将秘不发丧，拥立其弟王承元为留后，接管军政大权。

在宪宗手里老实了一阵子的河北诸藩又开始蠢蠢欲动了。

可年轻的穆宗皇帝既没有宪宗当年的雄心壮志，也没有半点忧患意识，更不具备宪宗的强硬手段，所以，此时的穆宗朝廷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对潜在的危险进行防范。

十月十六日，穆宗李恒在宰相们的策划下同时颁布了多道任命状，对各大藩镇实施了大面积的人事调动。调魏博田弘正为成德节度使；任成德王承元为义成节度使；调义成刘悟为昭义节度使；调武宁李愬为魏博节度使；任左金吾将军田布（田弘正之子）为河阳节度使。

穆宗朝廷之所以做出这项决策，其意图非常明显，就是斩断镇将与镇兵之间的利益联结和感情纽带，从而削弱各节度使对原辖区的绝对控制权，消除拥兵自重、违抗朝命、一切自专等各种隐患。

这一举措属于常规的政治手段。应该说，穆宗朝廷制订这个应对的策略是动过脑筋，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这种手段的确是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地方坐大的有效方法。

可问题在于，自从安史之乱以来，帝国的藩镇事务就早已不是一般性的问题了，否则当年的代宗和德宗也不至于被这个问题搞得心力交瘁。所以，试图通过常规的政治手段解决非常规的政治问题，其结果很可能是旧的问题没有解决，新的矛盾又被激发，其代价很可能比保持现状、无所作为更加惨重。

然而，热衷于娱乐事业的穆宗李恒根本看不到这一点。

转眼又是一个新年。正月初四，穆宗宣布大赦天下，改元长庆。

从这个年号中，不难看出穆宗朝廷的乐观情绪。李恒和他的大臣们自认为元和时代足以为帝国打下一个长治久安的基础，可他们没有料到，那个桀骜不驯的河北是不可能轻易就范的——只要有一丝火星，燕赵大地就将会再度燃起熊熊战火。

事实上，从宪宗末年开始，“元和中兴”的阳光就已经逐渐消隐了。此刻，帝国的上空已然乌云四合。

事后来看，河北诸藩再度反叛的浪潮是由一个偶然事件促发的。

这一年春天，从幽州忽然传来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卢龙节度使刘总要出家当和尚了。

事情来得太过突然，朝野上下都感到有些匪夷所思。

就那个弑父杀兄、篡位夺权的魔头，居然也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可能吗？

可此事千真万确，因为是刘总本人亲自上表的。

据说，刘总弑父杀兄之后，心中老是疑神疑鬼，不止一次出现可怕的幻觉，看见父兄血肉模糊的鬼魂找他索命。刘总寝食难安，就在府中供养了几百个和尚，日夜不停地做法事。而且每天从军府回来，刘总就挤在和尚堆里跟他们一块诵经念佛，这样才觉得安心。可一旦晚上一个人独处，他还是会心惊肉跳，不敢睡觉。久而久之，刘总就患上了严重的恐惧症和神经衰弱。最后刘总不得不横下一条心——要想保命，就得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