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南宋150年的“规模说”

大家都知道，往往有的历史人物在后世名气不彰，与他生前的卓著功绩很不相称。李纲就是这样一个人。时至今日，他几乎要被时间的尘埃所淹没。

由于通俗文艺大力传播的缘故，岳飞、韩世忠，甚至岳云、牛皋、梁红玉这样的人物，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李纲却没有这样幸运，他不仅不是文艺作品中的闪光人物，甚至在正规的史学研究中，其贡献也往往被低估。

据今人研究表明：南宋的有识之士一直在提倡一个说法，以现代语言来表示，就是“没有规模，无以图恢复”。

——这里的“规模”二字，可以理解为“框架”、“规划”、具体指安邦之策。

这个“规模说”的首创者，就是南宋第一任宰相李纲。

他在正式上任后几天，就系统地提出了“规模说”，概念非常清晰，论述非常全面。

他说：“以今日国势与靖康间相比，相差不远。然而有可为者，是因有陛下英明于上、群臣团结于下，这才有可能革靖康之风，以图中兴。然而今日之事须有规模，并须知先后缓急之序。所谓规模者，外御强寇，内消盗贼，修军政，变士风，裕邦财，宽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诚号令以感人心，信赏罚以振士气，择将帅以任方面，选监司、郡守以奉行新政。待我以此完成‘自治’，政事已修，然后才可以议大举，问罪金人，迎还二圣。”

这是一个先内后外、韬光养晦的大政方针。这里提到的“自治”，意为内政完善。

靖康之后，大宋从上到下、从朝堂到民间，精神上都蒙受了一次重创，灰心丧气者有之，茫然无措者有之，急于恢复者有之。而实际情况也非常严峻，大金的军事打击随时可至，南宋内部游兵散勇和“盗贼”到处作乱，国家根基非常脆弱。

不要说恢复失地，就是维持现状也很难！

李纲的这个战略设想，就是告诉人们：先把政治搞清明了再说，不能丧气，也不能急躁。反攻的事将来是功到自然成。

接着他提出了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把金人再次入侵的可能性降低到最小。方法不是委曲求全，过去以忍让换和平的教训太深刻了。所以他提出要“料理”河北、河东，不能因为名义上割让出去了，就不管了。

他说：河北、河东是国家的屏蔽，料理出头绪后，中原可保，东南可安。要是弃置这两路不管，而欲自安于东南，就像外有盗寇，不设藩篱而想自安于内堂一样，那可能么？

李纲接着分析，河北、河东虽遭金人蹂躏，但实际上只失去了十来个州郡，其余州郡都还在为朝廷守城。

各地士民、兵将，拥戴大宋之心甚坚，能守城的守城，能结寨的结寨，皆推豪杰为首领，聚众多者数万人，少者也不下万人，仅知名字者就有十余处。朝廷若不趁此时设置官府、派遣使者进行招抚，不派兵去援救其中危急者，恐怕他们就要为金人所迫。强壮、狡诈者降金，其次为盗，老弱妇孺渡河投宋，而朝廷将何以待之？

金人历来善于招降。两路军民虽怀忠义之心，然而救兵久而不至，危急无告，必然会怨恨朝廷，金人就会趁机招抚，皆成为精兵。金人派出将领驱使他们侵扰中原，中国之兵必将望风奔溃，难以控驭。李纲提出，应尽快设置河北招抚司、河东经制司，下力气经营两河。要联络豪杰，收复州县，由朝廷发给他们钱粮、任命书，有功者马上给官做。只要能保全一州或收复一郡者，根据功劳授予节度使、防御、团练使等职，就像唐朝方镇那样，既绝了他们的投降之心，又能借其力御敌。朝廷将因此长久无北顾之忧。最后，李纲明确指出：“此最今日之先务也！”

经过廷议，大家也都同意。高宗便问：“谁可担当此任？”

李纲奏道：“陛下倘若采用臣之计策，臣当询访其人，再行奏报。”退下后，李纲就此事咨询了一些大臣，大多数人都提出了两个人选：一个是张所，可以招抚河北；一个是傅亮，可以经营河东。对这两人，尤其是张所，李纲也颇有耳闻。

张所，山东人，进士出身，极有才气与谋略，靖康年间为监察御史。当时金人第二次“犯阕”，李纲已被贬到外地，张所身处围城之中。朝廷为让金人退兵，决定将河北割弃，大臣们想以卖国求得安稳，独独张所上奏，请求携带蜡书去河北募兵，以回援京师。钦宗同意了。张所到了河北，士民如久旱望云霓，皆喜曰：“朝廷欲弃我于夷狄，居然还有一张察院欲救我乎！”当下应募者云集，竟然达到了十七万人，张所也因此“声满河北”。

等到他把这支队伍整顿好时，不幸京城已破，回援计划落了空。高宗在南京即位后，张所是在外臣僚中第一个到“行在”报到的。他把应募首领的姓名、兵马人数、整编情况等写成报告，上奏给高宗。一开始，朝廷对他的功劳很满意，准备授予他郎官职务，出使河北，仍继续经营此事。但刚好这时张所以监察官员的身份，上章指责黄潜善及其兄黄潜厚“奸邪不可用，恐害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