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组织起来：计划文学的萌芽（第4/7页）

对于捷克、小俄罗斯、芬兰、保加利亚、新犹太、波兰、亚美尼亚、塞尔维亚等北欧、东欧弱小民族的文学，文研会也积极进行评介。《小说月报》出有《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裴多菲、显克微奇等著名文学家都得到过介绍。

《小说月报》还出过《法国文学研究号》、《拜伦纪念号》、《安徒生号》、《现代世界文学号》、《霍普德曼研究》、《芥川龙之介研究》等专号，广泛介绍了巴尔扎克、乔治桑、莫泊桑、菲利普、法朗士、缪塞、泰戈尔、本间久雄、厨川白村等世界文豪，同时将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写实主义、新浪漫主义等思潮引人中国，大大促进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交流。如果不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很难想象在短短几年之内就能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

文研会的简章中还包括“整理中国旧文学”一项，沈雁冰在《小说月报》改革宣言中说：“中国旧有文学不仅在过去时代有相当之地位而已，即对于将来亦有几分之贡献。”1923年郑振铎接编《小说月报》后，从第14卷第1号起增加了“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的栏目，提出“要以科学方法来研究前人未开发的文学园地”，“重新估定或发现中国文学的价值，把金石从瓦堆中搜找出来，把传统的灰尘从光润的镜子上拂下去”。1926年，《小说月报》编印了《中国文学的研究》特大增刊专号，刊载了39位研究者的67篇论文，内容从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直到明清小说，还包括儿歌、民谣、谚语等民间文学，集中体现了文研会成员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劳动结晶，其中成绩卓著的有郑振铎、沈雁冰、顾颉刚、郭绍虞、赵景深、徐调孚等。此外，周作人《圣经与中国文学》、《文学上俄国与中国》，沈雁冰《中国神话的研究》，郑振铎《中山狼故事之变异》，许地山《梵剧体例及其在汉剧上底点点滴滴》等文章，则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奠基作。

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组织”，文研会不可避免地与其他“组织”发生了碰撞和冲突。

第一个对手是长期被称为鸳鸯蝴蝶派的旧文学阵营。文研会是在“破”中“立”起来的，《小说月报》原本是鸳鸯-礼拜六派的大本营，1910到1920年已经经营了十年。然而，沈雁冰对《小说月报》的全面革新使得十年之功废于一旦，文研会锋芒毕露地批判旧文学“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简直是中了‘拜金主义’的毒，是真艺术的仇敌”、“是摧残文艺萌芽的浓霜”。所谓鸳-礼派其实并非一个文学流派，他们是真正的无组织无纪律无宗旨无计划的一群“文学个体户”，当然抵挡不住新文学铁甲军团的冲杀，很快便败下阵去。

第二个对手是学衡派。学衡派以几个“学贯中西”的名教授为核心，标榜“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反对文学进化论，反对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文研会诸君也都是学贯中西的强将，他们从中、西两方面对学衡派展开了双线进攻，又加上一位伟大的外援——鲁迅，终于打得学衡派在中、西两方面都大失面子，最后只好噤若寒蝉，等待后人为他们找补几句公道话了。

第三个对手才是文学研究会的劲敌。正是这个对手使得沈雁冰在耄耋之年还小心翼翼地矢口否认文研会是一个“组织”。

此话还须从头说起。

在民国初年的留日中国学生中，颇有几个“不肖生”式的人物。根据陶晶孙后来的回忆，叫做“没出息”。“当时大部日本留学生，仍免不了有科举思想，以为得了文凭回国可猎官，他们以为你们不务正业，仅和下女调笑，谈恋爱，算什么东西。”然而“混世魔王”却往往能够真的成为风云人物。在东京帝国大学里，就骚动着几位这样的“天才”。他们是学医的郭开贞、学经济的郁文、学造兵的成灏和学地质的张资平。他们所学的专业并非是其志愿所在，张资平说：“在那时候，留学生只想获得官费，对于专门是否适合于自己的本性，却罕有人加以注意。”共同的志愿把这几个不同专业的青年拉到了一起，那共同的志愿是什么呢？用张资平的话说，叫做“发表欲都很强”。特别是国内的新文化运动开始后，留日学生中办文艺刊物的思潮深深感染了这几个年轻人。郭开贞的一些作品，得到宗白华的赏识，发表在上海的《时事新报》上，这使得郭开贞增加了要办一个“组织”的信心，郁、成、张三人，都很钦佩郭。他们相约，“把自己所写好了的文章都拿出来公评。汇集得相当量时，即设法刊行同人杂志”。张资平说他与郁、成“有一次在夜深风冷中站在日本皇城的外濠边为同人杂志的进行相对叹息，此情此景真是不堪回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