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组织起来：计划文学的萌芽（第6/7页）

“哈哈！好了！不要再抄胡适之的名句了。”

“这还不能说是浅薄，只能说是无聊。”

“这是什么东西？滚，滚，滚你的！”

“朋友！说你的不是诗，可是吗？恭恭敬敬的回答，先生，正是呢！”

……

创造社表现自我的作品大体上有青春的悲哀、婚恋的痛苦和人生的苦闷几个方面，当然，这几方面有时是互通的。郁达夫的《沉沧》诸篇，郭沫若的《落叶》、《残春》、《喀尔美萝姑娘》，倪贻德的《玄武湖之秋》，都宣泄了青年对爱的渴求和得不到满足的悲哀，引起了广大青年的共鸣。成仿吾的诗歌《海上的悲歌》，周全平的小说《林中郑伯奇的一些爱情诗则表现了不幸的爱情婚姻所带来的深深的痛苦。郭沫若的《漂流三部曲》，郁达夫的《还乡记》、《茑萝行》、《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等，则表现了更广泛意义上的人生苦闷。这些作品都不以写实见长，而是赤裸裸地直抒胸臆，任凭情感流露宣泄。这似乎更加符合“五四”时代的自由解放精神。不过，自由发展到极致，有时会转向自由的反面——专制。这在成仿吾对鲁迅小说集《呐喊》的胡批乱砍中已见端倪，成仿吾认为《呐喊》的大部分作品只是描写、再现和记述，不符合文学创作应源于“内心的要求”、“自我的表现”这一类原则。到了1925年以后，创造社发生了重大的转向，着重点越来越趋向“革命文学”。所以有人说：“1928年以后，后期创造社已经不适宜再被称为一个文学流派，而只是作为一个文学社团，在新文学运动中发挥着其更为重要的作用了。”的确，创造社对外猛烈的征伐、内部无情的争斗，使它将自己调整得更像一架时代的机器。到1929年2月7日，创造社及其出版部被政府查封，但创造社的精英和精神并没有星散，而是很快便汇入1930年3月2日成立的左联之中去了。左联的成立，可以说是中国计划文学的正式开端，而文研会和创造社的发起，则是这个开端的预演和萌芽。

1921年，除了文研会和创造社，还有其他一些文学社团和派别也“组织起来”了。

1921年9月，在美国波士顿美东中国同学会年会上，美国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Babbite）作了题为《中国与西方的人文教育》的演说，认为中国“万不能忽视其伦理的一面，也万不能成为假伦理，而假如贵国对今日西方流行的若干观念不加批评地予以接受的话，就很可能产生这种成为假伦理的结果。明白说来，贵国很可能失去贵国的伟大而文明的过去中的精粹，却并未能得到西方的真正文明”。白璧德呼吁建立“人文国际”，发扬中西方各自的文化传统，他的几个来自北京清华学堂的学生梅光迪、吴宓、胡先骑深受影响。吴宓发表了《论新文化运动》。三人回国后，聚集到南京东南大学，坚定了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共同志向，遂于1922年1月创立《学衡》杂志社。《学衡》从1922年1月一创刊，就攻击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创刊号上的宗旨曰：“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90年代以来，颇有一些为学衡派鸣不平的言论，似乎学衡派真的很有学问，真的很平和公正，把握了中华民族应该前进的正确方向。其实，世上焉有先在的“中正”？任何言论必须置于当时当地的语境中去考察。按学衡派当年的宗旨所倡，结果无非是要中国“不动”而已。反对改革的人们总是诡辩说：“你先不要急于改革，你先应该研究清楚你要改革的对象到底是什么？有哪些该保留，哪些该扬弃？再研究一下改革这个概念的来龙去脉，再研究一下你的立场和出发点是什么？还有你的改革方案是否可行，副作用如何……”听起来很有“学理”，实际上是一派狗屁！在需要改革的时代站出来显示“公正”，实际正是偏颇和伪善。从个人心理上分析，不是迂腐、糊涂，就是故作冷静以掩饰自己在选择判断上的无能。学衡派的人说起来也还都是有些学问的，只是自视太高了点（故作冷静者都深藏着极大的自傲），其实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虽然《学衡》由上海中华书局发行了8年共79期，但未经几个回合就被文研会为主力的新文化阵营所击溃。与《学衡》相呼应的还有1922年3月创刊的《文哲学报》季刊，1922年6月创刊的《湘君》文学季刊，1923年9月创刊的《华国》月刊以及《智识》旬报、《国学季刊》等。这些守旧复古的思想不能成为强有力的“固体粘合剂”，“组织”是与“现代”表里为一的。因此，标榜“学者与君子合一”，标榜“国粹”，可是连托尔斯泰和鸳鸯蝴蝶派都分不清的学衡派，实在只是个失败的“组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