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组织起来：计划文学的萌芽（第2/7页）

作为文学研究会核心人物之一的沈雁冰，在谈到文学研究会时，总是不遗余力地辩解文研会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文学团体”，强调它“是一个非常散漫的文学集团”，说“改组后的《小说月报》一开始就自己说明它并非同人杂志”，“事实上，它始终是商务印书馆的刊物”。他还说，“从文学研究会的宣言和简章中，可以看出，文学研究会并没打出什么旗号作为会员们思想上、行动上共同的目标。在当代文学流派中，它们没有说自己是倾向于那一派的”，“宣言及简章中并没半句话可以认为是提倡‘为人生的艺术’”。

沈雁冰之言确有一定的事实依据。但他的大肆辩解不能不令人对其良苦用心有所探究。沈雁冰在文学界可以说是“诸葛一生惟谨慎”，极为明智清醒。他对自己在文学上做出的巨大贡献深藏着无可置疑的自信，所以他宁愿将种种矛盾留到身后而不愿在现实生活中引来过多的麻烦。几十年动荡的政治风波，使他对“团体”、“派别”怀有敏感的警觉。仔细分析他那些辩解的语境和语义，可以断定，沈雁冰的用意在于，竭力淡化文研会与创造社的争论与对立，消除文研会留给人们的“党派”色彩，努力显示自己并未参加过“有计划有组织”的党外小团体，特别是文研会后来走向不同道路的良莠不齐的那些成员，沈雁冰更不敢引为“同志”。

的确，与严格的政党相比较，文学研究会算是“非常散漫”的。但是，若以文学集团的角度来看，则不能不承认它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中国数千年文学史上，不乏形形色色的文学集团、流派，但是，有正式的宣言、正式的简章、明确的组织机构、固定的机关刊物、系统的组织活动，从酝酿成立到展开工作的有筹谋有步骤有分工，特别是鲜明地提出以打倒旧文学、建设新文学为己任并为之不懈地一致奋斗，由这些特点所凝成的一个“现代”式的文学团体，则无疑可以说，文学研究会是破天荒的。

文学研究会的宣言说他们发起这个会，有三种意思。一是“联络感情”，希望“结成一个文学中心的团体”。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文研会的“中心”意识非常明确，他们是要借团体的力量，占据文学中心，夺取现代文学的话语权。二是“增进知识”，希望“渐渐改成一个公共的图书馆研究室及出版部，助成个人及国民文学的进步”。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文研会的“增进知识”实际上是“统一知识”，进而统一公共的话语空间，以实现文学的所谓“进步”。三是“建立著作工会的基础”。“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希望“不但成为普通的一个文学会，还是著作同业的联合的基本，谋文学工作的发达与巩固”。从这一点更可以看出，文研会要彻底改变文学的无计划无政府状态，要造成一个文学的大托拉斯，把文学纳人整个“人生事业”的系统运作之中。

在《文学研究会简章》中，第一条是命名，第二条是“本会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这一宗旨包揽了当时中国文学事业的全部。另外八条，则分别规定了人会条件和程序、本会事业、会议召集办法、选举制度、费用来源、分会制度、修正办法等。如此严密有序的“简章”，在中国文学史上可称亘古未有，这本身即可充分说明文学研究会至少在它成立之初，已是一个颇具会党面目的“组织”。

文学，从发生学的意义上讲，本来是最无组织、最无计划的。《文心雕龙》云“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感物吟志，莫非自然”。然而，由自然情意生发出来的文学进入社会人生的大系统后，与这个系统的其他要素彼此作用，便产生了相互制约的复杂关联。所以，文学一方面是混沌的，另一方面又是有序的。它的混沌或有序与整个社会的演进状态保持着密切而微妙的关系，故《文心雕龙》又云：“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在漫长的古代文学史上，文学的主要社会作用是“原道”、“征圣”、“宗经”，对维系社会统治发挥辅助教化的功能。然而近代中国受到西方文明的强烈撞击以后，在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残酷而悲壮的现实境况中，这个民族开始意识到，不富强就无以生存，而不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就无以富强。这个民族不是没有资源，不是没有钱财，不是没有技术，不是没有骨气，更不是没有人力，没有精英，而是没有把这一切集中起来进行有效运作的一个体制。因此这个国家才四分五裂，兵连祸结。而要建立起一个集中全民族精神能量与物质能量的体制，首要的一点和标志性的一点在于，这个民族的话语必须统一，思维模式和情感方式必须统一。无论对于民族的前途来说是悲剧、喜剧还是闹剧，这都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严峻现实。表面看去专制无比的封建政府，实际上远不能控制和领导纵横万里的泱決大国。现代型的民主国家，权力虽非集中在少数几个人手里，却能集中在一个“民族意志”之下，为本民族的利益而运作。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理性”问题。只有在理性的筹划与监控之下，这样的现代权力才能诞生和成长。于是，“组织起来！”就成了国家富强的第一要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