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6/15页）

李鸿章的第三个起重要作用的归国学生幕友是伍廷芳，他在1890—1903年和1908—1909年两度出任中国驻美公使。我们可以很贴切地称他为“英国陶冶出的中国人”（made in England）。[52]他生于广州，与公行时代著名的行商“浩官”同出一家，15岁开始学习英文，此前他已经在新加坡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53]1873年，他家把他送往英国学习法律，成为第一个被允许进入英国法律界的中国人。郭嵩焘曾试图劝说他留在英国做中国公使馆的参赞，但是他拒绝了，于1877年回到中国，在香港开办律师事务所，并有声望于时，但他却在1882年接受了李鸿章的邀请，来到天津，加入了李鸿章的幕府，做了李鸿章的法律顾问和外事代表。[54]李鸿章之邀伍廷芳入幕，除了希望幕府中有一个像伍廷芳这种能力的人这一明显的原因外，他还说，他不想让伍廷芳在香港为英国人所牢笼。[55]在李幕期间，伍廷芳又对铁路发展发生了兴趣，1886年促成了开平铁路公司的成立并成为其总办。[56]伍廷芳还随马建忠、罗丰禄一道陪同李鸿章去马关谈判。这三个关系密切的谋士中，只有伍廷芳一人积极参与了中华民国早期的事务。

李鸿章所有的幕友中，跟随他时间最长的当推周馥（1837—1921）。周馥，安徽人，1861年开始供职于李幕，当时李鸿章本人还是曾国藩的幕友。周馥没有取得过任何科举功名，但是他受过大约十年的正规学校教育，而且1859年以前还偶尔教过书。从1861年到1901年间，除几次短期离开过李幕外，如丁忧（1878—1881）、赋闲（1895—1898）或被派以李鸿章辖区之外的职位（1899年，四川布政使），他一直在李鸿章手下供职。1867—1870年李鸿章平叛期间，他留在南京，先后在曾国藩和马新贻手下任职，这二人均为李鸿章密友。他在李幕中做的是传统式的工作。太平天国失败后，他参与了重建工作。他还参与了直隶的防洪治河工作。在直隶，1881—1888年间他当过津海关道，1888—1895年间他做过直隶按察使。尽管这些职务均为清政府机构的独立官职，按照清朝初期的标准衡量，他已经不能再被看作是李鸿章幕府的成员，但是，在建立电报局、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及其他工作中，他都给了李鸿章以宝贵的帮助。他不时地在直隶军界兼任职务，还充任李鸿章的主要外交顾问；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后，他率领营务处开赴前线，并与袁世凯一道负责转运军需。李鸿章的大部分幕友终其一生从没有取得过任何具有全国影响的重要职位，周馥的经历就是例证，他们是李鸿章幕府中的苦力，他们对他忠心耿耿，工作勤勤恳恳，但是他们得到的最大奖赏也不过是中等官位。他们是职业幕友，被派到哪里就在哪里工作，而且，一般说来，他们满足于自己的境遇。只是在李鸿章死后，他们没有了幕主，其中的一些人如周馥和郑孝胥，才名闻全国。周馥于1901年成为四川总督（原文如此——译者），当他于1907年由于年迈（70岁）被迫退休时，他正在两广总督任上。[57]郑孝胥，福建人，事李直至其终，对清朝末代皇帝保持忠诚，当溥仪1932年从天津逃至东北成为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时，他跟随溥仪一起出逃，是溥仪的伪满洲国国务总理。[58]

李鸿章并不反对给处于困境中的老朋友谋个挂名职务，并且还经常特意为他们寻找差事，这些差事不必他们操心费力，却使他们得以餬口为生。然而，在他自己的幕府里，每一个幕友似乎都是为一定目的而聘用的。李鸿章坚定地相信教育的价值，他所支持、帮助过的文人又反过来支持他的所做所为。在他幕府中供职的文人值得一提的是吴汝纶（1840—1903），这也是为他作传的人。吴汝纶是安徽人，1865年的进士。从1865年到1871年他在曾国藩幕府中供职，从1879年到1889年在直隶署理天津知府，后任知州，他是通过李鸿章的推荐得到这两个职位的。1889年，他要引退，李鸿章予以劝阻，让他主持保定的莲池书院，他遂主持该书院一直到1899年。虽然吴汝纶是以正途出身开始其学者生涯的，但是由于曾、李的影响，他对洋务（Westernization，西化）也产生了兴趣，并于晚年在直隶致力于近代教育。他搜集了一批杰出的学者，研读西方著作的中译本，并在保定建立了一所语言学校，延聘日本和英国教师任教。据估计，吴汝纶在直隶培养了约1200名学生，其中有些人无疑进了李鸿章的幕府。[59]吴汝纶在李鸿章手下能够继续研究学问、授徒施教，但是他也在帮助李鸿章为保全中国而培养人才。

李鸿章为拯救中国这一直接任务而培养他的幕友。在这一过程中，他既延揽正途出身的人，也招致受欧风美雨熏陶过的人。然而，这些人在自强方面共同的兴趣使得他们的思想能够融合在一起，因而也就使李鸿章的幕府成为变革的核心——这种变革不仅根本上影响了幕府制度本身的性质，而且也影响到了清末民初历史的进程。这种逐渐融合和变化的过程可以从两条截然分离的历史事件链（chain of events）和人际关系链（chain of personal rela-tions）中看出来，一方是“外来势力”（“foreign force”，指受过外国教育的一派人。——译者），另一方是“传统势力”（“traditional force”，指传统的正途出身的一派人。——译者），这两股势力最终在李鸿章的幕府中汇合，并在李鸿章死后继续团结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