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5/15页）

至于工商企业的建立和经营，李鸿章主要依靠上海、广东的商人或买办。轮船招商局的首任总办朱其昂就出身于上海一个拥有沙船、从事漕运业的商人家庭。[38]1873年，继他任轮船招商局总办的唐廷枢（唐景星）及唐的副手徐润，以前都是买办，他们是广东人，在上海做买办。中国第一个国有棉纺织厂的创建者、后又与电报局有关系的郑观应，以前也是个买办，而且也是广东人。通过这些人，李鸿章得以保证他的企业得到上海和广东商人和买办们的财政支持。[39]

盛宣怀的经历可以生动地说明新旧中国之间的鸿沟是怎样在李鸿章努力下沟通的。盛宣怀是以科举正途开始其人生历程的。但是他除捞了个秀才（1866）外，没有取得过更高的科名，这是他终生引为憾事的。靠着一个做李鸿章幕友的朋友的推荐，他在1870年应邀加入了李鸿章淮军。李鸿章移任天津时，盛宣怀跟着淮军，继续做李鸿章的幕友，负责粮饷供应。1871年，他脱离军职，受李鸿章委派去遭受洪涝、饥荒灾害的直隶赈灾。直到这时，他还一直是沿着中国传统的路子走着。1872年李鸿章建立轮船招商局，盛宣怀协助制订章程，从这时开始他成了李鸿章的主要经济顾问，他的这一角色一直持续到1895年李鸿章失势。在这期间，盛宣怀成为轮船招商局的督办，同时又是中国电报局的总办。他还参与了一些煤铁矿和纺织厂的筹建经营工作。他是被李鸿章委以这些差事的，因而他要直接向李鸿章负责这些企业的经营，保证它们的成功。然而，他负责经管这些企业并没有妨碍他担任与此无关的海关道职务，先是东海关监督（在烟台），后是津海关道（1892—1895）。因而，盛宣怀是既当幕友又当官僚，能够脚踏新旧中国两只船。[40]

李鸿章幕府中被委以洋务者，“归国学生”人数最多。在当政期间，李鸿章主持派遣了学生赴欧美学习海陆军、开矿、通讯等等。这些学生学成回国后，许多人入了李鸿章的幕府。李鸿章是为数不多的认识到赴美幼童们在美国所受教育的价值的官员之一。他是幼童留美的发起人之一，当1881年这些幼童们被勒令回国后，他把许多人安置在了自己手下。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被送到他在天津新建的水师学堂和鱼雷学堂，其他有些人则进了电报学堂，有些人被送到天津以北的开平煤矿，还有些人则进了李鸿章在天津建立的医院中。这些人中有许多人最后又进了外交界。[41]留美幼童们还太年幼，因而在李鸿章当政期间他们在李鸿章幕府中还不能充当重要角色，然而，有三个年龄较大的归国学生，在1880年代中期开始成为李鸿章的得力助手，他们是马建忠、罗丰禄和伍廷芳。

马建忠（1844—1900）出身于江苏一个缙绅家庭，早在太平天国时期在上海他就引起了李鸿章的注意。他在那个条约口岸的经历使得他成为“西化”论的鼓吹者，1870年代他被李鸿章派往法国学习，以便更多更好地了解西方。他曾一度在驻巴黎的中国公使馆任参赞，1870年代末回国。[42]回国不久，李鸿章就在一封信中提到，马建忠正在“讲习交涉律例”，正在搞翻译，也正在被培养做外交工作。[43]1881年，李鸿章派他以非官方使节赴印度商讨解决鸦片问题；同年，他拟定了准备用作美国和朝鲜谈判蓝本的条约草案；1882年，谈判缔结朝美、朝英和朝德条约时，他还充当了李鸿章的代表[44]；同年，他作为李鸿章的特使再次返回朝鲜，参与镇压大院君叛乱。1884年，李鸿章将其转入商界，任命他为轮船招商局会办，他任此职一直到1891年。1895年，他陪李鸿章赴马关谈判，次年又陪李鸿章环游世界。[45]在其有生之年，他将其古典文化知识与近代语言素养相结合，写成了中国第一部权威的现代语法著作——《马氏文通》，于1898年出版。[46]

罗丰禄是跟随李鸿章数年的海军事务秘书（Naval Secretary）和亲信，福建人。1871年，罗丰禄以名列前茅的成绩从福州船政学堂航海学校第一期毕业，之后成为郭嵩焘驻英公使馆的随员。[47]他加入李鸿章幕府的确切时间尚不清楚，但在1881年10月，李鸿章评价他说：“罗丰禄学有根柢，当差甚勤。”[48]罗丰禄是李鸿章的机要秘书、海军事务秘书、翻译和内勤总管，一直到1897年，通过李鸿章施加影响，他成为中国驻英公使（1897—1901）。他不仅熟知欧洲的风习礼仪，而且精通英语口语和书面语。[49]1896年李鸿章访问欧洲时那机智的谈吐和得体的措词受到公众的赞扬，这多半要归功于罗丰禄，是他把李鸿章在各次欢迎会招待会上的致词译成英语的。罗丰禄把李鸿章在维多利亚女王留言簿上写的一首中国古典诗用莎士比亚风格译成了英文，获得了英国女王的欢心。[50]然而，尽管他受过西方教育，但他却拒绝采用西医治疗嘴唇上的恶性肿瘤，从而加速了他的死亡。他并不惧怕死亡，竟异想天开地解释说，也许因为他不是基督徒，所以，既不知道天堂的快乐，也不晓得地狱的惩罚。[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