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3/7页）

1861年11月18日，曾国藩在安庆接见了一个由避难上海的被困商人和苏州士绅组成的乞求军事援助的代表团，他们呈上了苏州宿儒冯桂芬的一封信，信中概述了江苏作为一个抗拒太平军的主要基地的战略优势。曾国藩经过考虑，不仅决定派左宗棠率军去浙江作为南翼，而且还决定为收复江苏建立一支新的军队。他委托当时正负责着一支长江水军的李鸿章组建这支新军队，请李鸿章回他的家乡安徽淮南地区去征募新兵，这支军队就是后来著名的淮军。[36]

正当酝酿建立新军之时，曾国藩于1861年12月25日接到谕旨，奉命调查江苏、浙江两巡抚能否胜任。在签署日期为1861年12月26日的覆奏中，曾国藩说这两个巡抚均不称职，并在夹片中保荐李鸿章为江苏巡抚。他指出，李鸿章不仅“精力过人”，而且“才大心细”，“劲气内敛”[37]。曾国藩本来想举荐李鸿章的同年沈保桢出任这个职务，但是沈葆桢缺乏军事经验，这就使得曾国藩荐李鸿章以代之。[38]当时的紧张局势使得将地方军队的真正指挥权和最高民政权归于一人几乎成为必须的。作为将在江苏与太平军作战的淮军的统帅，李鸿章如果再能成为江苏巡抚，那么他将不必为互相抵触的行政权力和纷杂的物议而煞费苦心。看来曾国藩是在尽力企图集中权力以便杜绝绿营所曾经历过的分裂状态。

1862年2月22日李鸿章率领他新招募的淮军返回安庆后[39]，即着手仿照湘军训练和组织他的军队[40]，几营湘军也受曾国藩之命帮助淮军进行训练，曾国藩还指派他的两个部将程学启和郭松林所部归李鸿章指挥。到3月底，淮军主力已经做好沿江东下上海的准备。按原定计划，淮军要在曾国荃所部湘军配合下一路打到上海，但是上海方面急需这支军队，于是上海士绅租了几艘外国轮船，在4月份分三批将这支军队全部沿长江运到了上海。1862年4月28日，李鸿章得到了他盼望已久的署江苏巡抚的正式任命。[41]

既然李鸿章已经得到官位，我们就不能再将他看作是曾幕成员了。但是，作为江苏巡抚，他仍然是曾国藩辖下的属员，因为曾国藩是两江总督，管辖着安徽、江西和江苏三省。他们之间的师生关系也依然存在，他们之间的合作更加亲密。在往返于上海和安庆的信函中，他们讨论军事战略、财政措施、人才的延揽和提携、驭外的方法等等。他们之间的关系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友好的，李鸿章将曾国藩作为上级来服从。但是，事情一旦涉及到淮军，李鸿章则满怀戒备地保卫他对淮军的权利。1862年，曾国藩扣留了淮军新招募的九个营，用以保卫安徽的无为和庐江，这时，李鸿章一再坚持要曾国藩放开这九个营并将其送往上海。因为那里没有其他军队可依恃，也因为曾国藩觉得当时太平军的威胁在安徽而不在上海，所以他继续扣留着这些军队。李鸿章则仍然坚持它们应被放开，曾国藩最后只得默许，他写信给李鸿章说：“鄙人多年在外，屡经挫败，故常有无礼之葸，过计之忧，伏希亮鉴。”[42]

李鸿章和左宗棠既已分别在江苏和浙江站稳脚跟，作为最高统帅的曾国藩，现在便有了两支新的军队配合他的主力部队——这支部队由他的兄弟曾国荃率领——沿长江向东推进，太平天国面临三路围困，清王朝开始走好运。李鸿章是三路军队中最早完成任务的，即光复了江苏省。在美国人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及其“常胜军”——这支军队在华尔死后由“中国人”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率领——的帮助下，李鸿章于1863年12月5日收复省城苏州。在收复了江苏的其他地方后，李鸿章奉旨马上率部去援助正在围攻太平天国都城南京的曾国荃部。

李鸿章此前从未回避过任何棘手的任务，也从未逃避过责任，但是这一次他却迁延不前，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李鸿章由于态度不积极而受到朝廷的指责，这时，曾国藩意识到了背后的原因，于是站出来替他辩护：“李鸿章平日任事最勇，进兵最速，此次会攻金陵，稍涉迟滞，盖绝无世俗避嫌之意，殆有让功之心，而不欲居其名。”[43]曾国藩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已经将南京包围，显然，南京不久即可攻陷，李鸿章不想在这最后一刻出兵参战以分享属于曾国荃的荣誉。作为最高统帅的曾国藩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他有责任命令李鸿章进军南京以加速其陷落，但是，若这样做，实际上则是在攫夺一部分他兄弟应得的奖赏。李鸿章能体谅人，对于涉及到的诸种因素洞察敏锐，因此，他能够给曾国藩“留面子”。曾国藩对李鸿章此举非但无不快之意，反而站出来为他辩护，这一事实证明李鸿章对形势的理解是正确的。[44]李鸿章此举适与左宗棠在太平天国幼主洪福[45]逃跑一事中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