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和李鸿章

“十二（1872年3月20日）夜得黄军门驰报，吾师头晕复发，调养数日已瘥，乃于二月初四日棋罢散步圆亭，倏而薨逝。”这段关于曾国藩病逝的描写抄自1872年3月24日李鸿章写给曾国藩之子曾劼刚（纪泽）和曾栗诚（纪鸿）的唁函。在同一信中，李鸿章还回顾了他和曾国藩长期亲密的交往：“鸿章从游几三十年，尝谓在诸门人中受知最早最深，亦最亲切。”[1]

李鸿章之所以会与曾国藩有关系，是由于他是曾国藩一个同年的儿子（年家子）。李鸿章之父李文安和曾国藩同是戊戌（1838）进士。[2]这种关系固然是曾、李关系密切的原因，但是它并不足以在曾、李之间产生如此深厚的友情。只是在李鸿章成为曾国藩的弟子之后，他们之间的关系才开始发展成为延续了“几三十年”的交往。

李鸿章在他的一生中从何时起成了曾国藩的学生，这个问题目前尚不清楚。就我们所知，李鸿章在1843年或1844年之前没有去过北京，而曾国藩1838年成进士后则一直留居在北京，因此，这两个人在此前没有什么机会可以会面。毫无疑问，李鸿章之父曾经在给儿子的信中谈过曾国藩，李鸿章在进京前也一定很了解曾国藩和他父亲的关系。因此，这样设想是合乎情理的，即李鸿章进京时，在他心目中曾国藩是可能成为他的老师的。在这个问题上最流行的、权威性的史料是《曾文正公年谱》，其中记述道，李鸿章在1844年（甲辰）中举人后到了北京，同年成为曾国藩的弟子。[3]且不论这一史料的可靠性，李鸿章自己的记述显示出时间早一年，即1843年。在《李文忠公遗集》中有一首题为《入都》的诗，注明时间是1843年（癸卯）。在这首诗中，李鸿章描写了他首次进京时的心情，抒发了他的抱负。[4]进京不久，李鸿章想必就成了曾国藩的弟子。因为他在1863年写给曾国藩的一封信中说他已是曾国藩的“二十年老门生”了。[5]假设李鸿章是1843年进京的，那么，他成为曾国藩的弟子时是优贡而不是举人。[6]他在1843年通过考试成了优贡，1844年中了举人。[7]然而，对于他这种已成优贡的人来说，在北京参加乡试是完全可能的。[8]虽然根据现有证据尚不足以作出这种结论，但是看来李鸿章在1843年20岁时到北京后不久即成了曾国藩的弟子并与之交往密切。[9]

李鸿章进京后成为进士之前的几年中，认曾国藩为师傅，从其习制举文。[10]然而，李鸿章1847年成了进士，他和曾国藩之间地位的差距缩小了，尤其是他也成为翰林以后。曾国藩是个翰林，因此这两个人从理论上讲成了同僚，不过他们之间的师生关系仍旧保留着，李鸿章还继续向曾国藩求教。[11]这种关系在以后五年中一直保持着，直到1852年曾国藩被派往江西任乡试主考官。翌年二月（3月10日至4月7日），李鸿章也离开京城回到他的家乡安徽合肥去办团练。这样，两个人都离开了北京并在不同的省份从事军事活动，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遂告结束，几乎不再有什么联系了。[12]但是，曾国藩并没有忘记李鸿章，1853年，他向安徽巡抚、他的老友江忠源推荐李鸿章，说李鸿章是“大有用之才”，请求江忠源给他一个官做，让他掌管军务。[13]同时，曾国藩将此事告知李鸿章之兄李瀚章，并说他把李鸿章看作是“丁未（1847年）四君子”之一，在这四个人当中，唯有李鸿章“才可大用”[14]。

曾国藩与合肥李家的联系并未因与李鸿章的分离而中断。1853年，李氏兄弟的老大李瀚章进入曾国藩的幕府并被委以负责湘军供应之任，他们之间的亲密联系又恢复了。[15]道光二十九年（1849），李瀚章在每12年举行一次的特考中被选为拔贡生，此后四年间他先后在湖南几个县任知县。[16]1853年太平军进攻长沙时，李瀚章在巡抚骆秉章指挥下率部守卫长沙城，被奖以七品衔。此后不久，曾国藩即将他延入幕府。[17]

此后九年间，李瀚章在湘军中担任过几种不同的负责供应的职务。1854年湘军离开湖南进入湖北战场时，他负责军粮供应。[18]1855年在江西战场，他和甘晋主持粮台。[19]咸丰五年五月（1855年6月14日至7月13日），李瀚章之父去世，曾国藩上疏奏留李瀚章，不使其离职丁忧，被批准。[20]1858年，曾国藩在湖口建立粮台（见第三章），李瀚章受命主持其事[21]，1860年，经曾国藩推荐，他又负责办理江西厘金事务。[22]

李瀚章从1853年到1859年在曾国藩幕府供职期间，乃弟李鸿章正在安徽办理团练与太平军作战。尽管李鸿章已经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并获得了相当的军事经验，但是，他认为他的官职太小，无能的上司也认识不到他的真正价值，而他对自己的能力怀有极大的信心，这就使得他十分烦恼。他试图重新回到他敬重并且他认为也能珍视他的才能的曾国藩身边。“鸿章于咸丰八年腊月（1859年1月4日至2月2日）始复从师于豫章（江西）”，曾国藩死后李鸿章这样写道。[23]围绕这次重聚发生的事情，正如薛福成描述的那样，又促进了两人关系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