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者前言

在中国史研究中，历史事件、制度和人物太多地散发着一种冷冰冰的、没有人情味的气息。中国人的浓烈的温情和仁爱消失在职官名称、章奏和上谕的一片混杂之中。只凭变换那些著名官员的姓名就可以在实质上完成你对历史的叙述。巨大的语言障碍只是部分原因，更为重要的原因则在于传统中国史志和传记的特质。其中固然有我们需要的原始材料，但是通常却缺乏私人生活情况的记载。一个中国政治家的政绩会被详细记载下来，可他的生日却通常付之阙如。中国的历史记载是从国家的观点来写的，因而，查寻历史人物的七情六欲的任何努力通常都会一无所获。只有把从私人信函、日记和奏折中搜集来的点滴材料拼凑在一起，研究者才能开始看到既有弱点又有力量、既有欲望又有嫌恶的活生生的中国人形象。

本书是透过中国历史的表层深入到它的人类感情和人际关系的底层世界的一个尝试，并在这一研究中给19世纪晚期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注入一些生气。尽管我已经专注于对李鸿章的研究，而且开始感到近代中国史学家们并没有对他作正确的观察，但是当我在福特基金会国外地区训练研究基金会资助下在台湾进行了为期九个月的研究之前，我并未意识到幕府制度的重要性及其对李鸿章一生仕途的影响。在台湾，我还开始意识到人际关系渗入中国社会的程度是如何之深，而外国人对它的真正了解又是如何之少。“初生牛犊不畏虎”：我决定通过李鸿章和幕府制度的综合研究，对中国的人际关系领域作一探索。时间和空间使得有必要限制一下这一研究的范围，但是我希望这一研究在近代中国历史这一迷人的侧面会给他人揭示一些新的研究途径。

许多人给我的研究提供了帮助，在此列名向每个人致谢，读来会冗长乏味。然而我还是想不避自相矛盾之嫌，列举几个特别值得一提的人。

我首先要感谢前国立台湾大学李定一教授，是他将我引入幕府制度研究中，并无偿让我占用他的时间，分享他的观点。没有他的帮助，这一研究是不可能的。李氏家族成员中，李国瑊、李家煌、李家炜，特别是已故的李国超，给我提供了关于李鸿章及其家庭的有关材料。我还要感谢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的J.R.勒文森教授、W.埃伯哈德教授和H.F.舒尔门教授，感谢他们在本研究过程中给予我的建议、批评和指导；感谢戴维斯加利福尼亚大学刘广京教授通读书稿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感谢乔治·华盛顿大学中苏研究所近代中国校际研讨会各位成员特别是该研讨会主席弗兰兹·迈克尔（梅谷）教授，他们讨论了本书的一些基本观点。当然，毋庸置疑，书中的史实讹误、阙漏或阐释不当概由本人负责。

福特基金会国外地区训练研究计划基金会和马里兰大学总研究局给本研究提供了财政资助，在此一并致谢。最后，我还要感谢乔治·阿伦和安文出版公司允许我引用袁枚的一首诗，这首诗原载于阿瑟·韦利所著《袁枚——18世纪的中国诗人》一书中。

K.E.福尔索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