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我为什么写历史推理

这是我写的一本历史推理书。

几年前，我出版了新形式的历史再叙事《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2007年，中华书局。后来做了增补，改名为《秦崩：从秦始皇到刘邦》，2010年由台湾联经出版。2015年，再增补加注，由三联书店出版），按照预定的计划，我开始着手写第二部：《复活的历史：汉帝国的诞生》（其前部《楚亡：从项羽到韩信》，2013年由台湾联经出版。2015年，增补加注，由三联书店出版）。殊不知，鬼使神差，因缘际会，我竟然先写成了这本历史推理，自己也感到意外。

写历史推理，是多年以前就有的想法。

我入史学之门，算是科班正途，进北大历史系，从考证开始起步，经过人物评论、事件原因探索，一直到史学理论，一步一个脚印，从基层走到高层，经历了一个难得的完整过程。因为喜好哲学，遇事爱寻根问底，历史是什么，历史学又是什么的终极问题，始终是我的关怀。毕竟是千古的疑难，怕要求索一生。退而求其次，考证是什么，考证的原理在哪里？也一直吸引着我。多次实践以后，渐渐悟出些道理来了，考证的基本思路，就是基于证据的推理。

基于证据的推理，不仅是历史学的思想基础，也是科学的思想基础。历史学与科学之间，在基础的部分有相关的交接点，实在是使我感到高兴，因为我曾经有过做科学家的少年梦。我爱读侦探小说，最钦佩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那种智慧的冷峻神态、瘦长的敏捷身姿，很使我着迷。侦探小说读得多了以后，对于侦探们的思路，也大体看出门道来了，同样是基于证据的推理。

侦探小说发端于英美，经过日本人的改进，发展成为体裁广泛的推理小说，内容也由单纯的刑警破案扩充到暴露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江户川乱步、松本清张、森村诚一、东野圭吾……众多的推理作家，宛若灿烂的群星，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我到日本以后，注意到一个有趣的事情，这些写侦探小说的名家们，不少人喜好历史，特别是古代史。他们不但用古代史做题材写侦探小说，有些人还直接介入到古代史的研究中来。报纸电视关于古代史疑问的讨论，常常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侦探小说家同堂共议，争锋斗智，那种融汇文学和史学、结合实证和推理的动人景象，在中国是未曾见过的。

著名历史学家周一良先生不仅是中国古代史的大家和日本史的专家，也是侦探小说的爱好者。他读了日本推理小说家高木彬光的推理小说《成吉思汗的秘密》后有所感，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题作《日本的推理小说与清代的考据之学—— 一种文化比较》。在这篇文章中，周先生结合自己读书治学的体验，指出了推理小说与考据之学间有相通的内在联系，二者在基本思路上相同，都是基于形式逻辑的推理。

周先生是我所敬仰的老师，读了他的文章，加深了我的感悟。我进而想到，不管是在欧美还是在日本，侦探小说都颇为流行，是得到国民喜爱的通俗文化。反之，在中国的流行文化中，没有发达的推理小说，国民喜爱的方向，偏重在神怪武侠。神怪武侠是非逻辑的自由遐想，那种上天入地、出神入化的超脱和飞跃，不由得让我想到庄子的无拘无束，道家的自然自由。诸子百家中，唯有名家是讲思辨、重逻辑的哲学派别，经过秦始皇的焚书、汉武帝的尊儒以后，两千多年来是断绝了。这种断绝，对于中国文化和国民心理的影响，不可不谓久远深长。

诸子百家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和根本，是人类脱离鬼神迷信之后的东方理性觉醒，其丰富的内涵和无限的可能，先被政治专制的焚书打断，后被文化统制的尊儒阉割，从此偏离多元的方向，失去了自由与活力，实在是两千年来中国文化的不幸。痛定思痛后的当今中国文化，其最大的课题，就是回到古典，重铸文化，在诸子百家的根上，嫁接现代的普世文化，发展出融汇古今中外的新文化来。

历史是文化的核心，历史学的开拓也是文化的课题之一。于是我又发奇想，是否可以在考据学的传统之上，参照推理小说，发展出一种新的表现历史的形式？我由此有了历史推理的想法。

我是理论脱离实际论者，承认任何理论与实际之间都存在着差异，而这种差异，正是人为努力的所在。理论先行，有了想法以后，我开始着手实践。历史推理的内容，当然是历史上的疑案。在古代史领域，到处都是难解的疑团，大到夏王朝是虚幻还是真有其事，小到秦始皇的父亲是子异还是吕不韦，大凡是可以做考证文章的题目，都可以成为历史推理的题材。问题在于形式，寻找合适的形式成了写作历史推理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