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察举制与九品中正制（第3/11页）

在入仕居官特权有充分保障的情况之下，业已成为知识群体主体的士族名士，遂可在精神文化生活中自由发展。士族名士，大多为士林领袖，其言论风标足以主导一世之士风；在哲学、文学与艺术上，他们也留下了灿烂的遗产。但其由士族政治所保证的精神贵族的生活方式，却严重损害着官僚政治与行政。 “才地”之“才”，所择之“优”，未必是就行政才能而言的。《文选》卷四九注引王隐《晋书》：“论经礼者，谓之俗生；说法理者，名为俗吏。”汉代文吏儒生共同构成行政骨干；而由魏入晋，不仅“说法理”之文吏被视为“俗吏”，就连“论经礼”之儒生也被看成“俗生”了。名士王衍“口不论世事，唯雅咏玄虚而已”，然“朝野翕然；谓之‘一世龙门’矣。累居显职，后进之士莫不景慕仿效。选举登朝，皆以为称首。矜高浮诞，遂成风俗焉”。甚至居选官之职者，亦多此类人物。名士毕卓，终日裸裎酣饮，自称“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此一生矣”，然却得任吏部郎；名士阮咸，任达不拘，而山涛举之居“官人之职”；名士阮放，“常说老庄，不及军国”，得拜吏部郎；名士殷融，“饮酒善舞，终日啸咏，未尝以世务自婴，累迁吏部尚书”；名士张绪，号称有“正始遗风”，“都令史谘详郡县米事，绪萧然直视，不以经怀”，后“迁吏部郎，参掌大选”。领选者尚且如此，其取人亦必同类相求可知。

于是，儒门冷落，玄学昌炽，鄙薄世务、矜高浮诞成为一世之风，魏晋王朝振兴经术的努力终难成功。同时汉末曹魏本、末、名、实之相悖，其弊日深。《晋书·殷浩传》载庾翼语：“王夷甫，先朝风流士也，然吾薄其立名非真……而乃高谈庄、老，说空终日，虽云谈道，实长华竞……而世皆然之，益知名实之未定，弊风之未革也!”陈寅恪先生曰：“而清谈之误国，正在庙堂执政负有最大之责任之达官崇尚虚无，口谈玄远，不屑综理世务之故，否则林泉隐逸清谈玄理，乃其分内应有之事，纵无益国计民生，亦必不致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也!”(2)其论极为公允精当。由此正见“庙堂执政综理世务”与“林泉隐逸清谈玄理”之间难以协调，士族名士与行政官僚二重角色之间难以协调。

二、两种选官倾向的冲突

在西晋前期，王朝官僚对选官问题有过一番讨论。在讨论之中，九品中正制遭到了激烈批评，所谓“朝野之论，佥谓驱动风俗，为弊已甚”。其部分论点，在前一节我们已经作了引述；此外我们还注意到，这些论者，几乎一致赞扬与推重“乡举里选”，即察举制度。试述如下：

刘毅，奏上了著名的《请废九品疏》，斥责九品中正制“虽职名中正，实为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损”；同时又对前古贡士之法予以盛赞：“昔在前圣之世，欲敦风俗，镇静百姓，隆乡党之义，崇六亲之行，礼教庠序以相率，贤不肖于是见矣。然乡老书其善以献天子，司马论其能以官于职，有司考绩以明黜陟，故天下之人退而修本，州党有德义，朝廷有公正，浮华邪佞无所容厝。”(见《晋书·刘毅传》)

李重，上疏力斥“九品始于丧乱，军中之政，诚非经国不刊之法也”；同时又称颂汉代“牧司必各举贤，贡士任之乡议，事合圣典，比踪三代”，请废九品中正制而“明贡举之法”(见《晋书·李重传》)。

卫瓘、司马亮等，称“魏立九品，是权时之制，非经通之道，宜复古乡举里选”，“乡举里选者，先王之令典也”，因请“尽除中正九品之制，使举善进才，各由乡论。然则下敬其上，人安其教，俗与政俱清，化与法并济，人知善否之教，不在交游，即华竞自息，各求于己矣”(见《晋书·卫瓘传》)。

段灼，上疏谴责“台阁选举，徒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则筚门蓬户之俊，安得不有陆沉者哉!”遂力请“宜畴咨博采，广开贡士之路，荐岩穴，举贤才，征命考试，匪俊莫用”(见《晋书·段灼传》)。

潘岳，作《九品议》曰：“中正之身，优劣悬殊，苟知人者智，则不知者谬矣。莫如达官各举其属，万岳(3)九列，朝所取信，郡守虽轻，有刺史存，举之当否，实司其事，考绩累名，施黜陟焉。进贤受赏，不进贤甘戮，沮劝既明，为人自为谋，庶公道大行，而私谒息矣。”(见《艺文类聚》卷五二)

孙楚，上奏称“九品汉氏本无，班固著《汉书》，序先往代贤智，以为九条，此盖记鬼录次第耳，而陈群依之以品生人。又魏武拔奇决于胸臆，收才不问阶次，岂赖九品而后得人。今可令长守为小大中正，各自品其编户也”(见《太平御览》卷二六五引《孙楚集》)。以长守为中正品其编户，是欲存中正之名，行长官贡荐之实，为一折中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