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察举的低落

我们已经看到，由于九品中正制与“清途”的配合而构成的优遇权贵士族的仕途的兴盛，察举在选官体制中已被置于较低地位；这从入仕方式、官职除授和所获乡品上，都已经昭然可见。下面，我们进一步对察举入仕者的社会成分与仕途发展进行分析，并由此观察察举的地位与作用的变动原因与结果。

一、察举入仕者的社会成分

曹魏时期由察举入仕者，我就史传作大略统计，考得孝廉24例，秀才8例，计吏14例，合计46例；一人曾应数科之举者，则做数例计。然后将之大致区分为高官贵戚子弟(从子弟在内，下同)，中级官僚子弟，下级官吏子弟及普通士人4类。高官指四品以上官僚，贵戚指曹氏、司马氏姻族；中级官僚指五、六、七品官僚，下级官吏指八、九品官吏；父祖无当朝官位者，则为普通士人。其统计结果略如表9—1：

表9—1

由此表可见，曹魏时应察举者之父祖，在朝居高官者、居中下级官者与无当朝官位者，约各占三分之一。考虑到材料阙略造成的误差，可以认为秀才与计孝在此比例略同。但还须说明，“普通士人”中所列之人虽未见其父祖有当朝权位，但有的其父祖却曾仕于汉朝，或是汉代州郡著姓。为求全面反映情况，再将应察举者之父祖曾仕汉者，或其家族为汉之著姓名族者区分出来，见表9—2：

表9—2

由表9—2可见，汉代官僚名族子弟，在曹魏时有较多得举机会，但家族在汉代无官位族望者，也依然有相当的得举可能。

综合二表，可以看到在曹魏之时的察举一途，既包括高官世族子弟，也有普通士人，较为广泛地容纳了各个阶层的人士。被举者中，既有司空卢毓子卢钦，尚书、太仆杜畿子杜宽，司空、太尉司马孚子司马望，太守羊耽子羊琇、从子羊祜，司空王昶子王沦，太仆庾嶷子庾峻等名门高官子弟，也有杨丰、王基、杜挚、侯史光、崔游、陈劭、孙该等父祖不详之普通士人。《三国志·魏书·高堂隆传》：“犊民酉牧，年七十余，有至行，举为计曹掾，帝嘉之，特除郎中以显焉。”“犊民”当指牧牛之民户。又《初学记》卷二十引虞预《晋书》：“何桢字元，为弘农郡守，有扬嚣生为县吏，桢一见便待以不臣之礼，遂贡之天朝。”是其时犊民、小吏也有机会与高门同应察举。在汉家族无族望官位可纪，当朝父祖亦不居官者占23.9％，近四分之一。而据黄留珠之统计，汉代察举中平民占15.7％，贫民占8.7％，合计24.4％。(1)可见曹魏察举在从各阶层广泛取人这一点上，大致承袭了汉代的传统。作为对比，同期发展起来的清官入仕迁转之途，就在相当程度上为高官权贵所占据。两种仕途，已表现出了不同的倾向性。

西晋时期，我就史传做大略统计，其家世情况较为清楚、尚可资参考者，约有贤良方正直言等特科29例，秀才47例，孝廉、计吏、良吏、廉吏55例，合计131例。西晋时期，有一批蜀吴士人入仕晋廷，这些“亡国之余”具有特殊的政治身份，故统计时单列一项。另外，《华阳国志》记有蜀亡后其地之一批察举仕晋者，因其专记一地，如一并统计则会使此类人物比例偏大。为使统计中各类人士之比例多少接近事实一些，这些人均未计入(下同)。统计之结果略如表9—3：

表9—3

这里没有列入“下级官吏”一项，因为此项只考得一例。这未必说明八、九品官吏子弟应举者少。其原因，可能因为至晋时高级官位已大为增加，如三公变为八公，散骑常侍、侍郎变成六散骑，还增设了不少高级军职，八、九品官至此已无足轻重，家族成员如仕仅至此，其政治地位已相当低下，故史传常加省略。所考得之一例，并入下层士人计算。

西晋时期一大批蜀吴士人出现于察举之途，这涉及西晋并吞蜀吴后对其地士人的政策，是一种绥抚手段。蜀亡之后随即就有杜轸、陈寿、李密、谯秀等一批蜀士察举入洛。李密《陈情表》：“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后刺史臣荣举臣秀才”，促其出仕，“急于星火”。《华阳国志》记有蜀亡之后其地人士应秀孝等科察举者37例。《大同志》称泰始二年春，“武帝弘纳梁、益，引援方彦”。李密、文立都曾表请晋廷优假梁、益人士。《晋书·文立传》记其请故蜀大臣名勋之后五百家不豫厮役，叙用其子孙流徙中畿者，“一以慰巴蜀之心，其次倾吴人之望”，事皆施行。孙吴灭亡后晋廷仍照此办理。华谭父祖皆孙吴高官，太康初华谭举秀才入洛，晋武帝亲加策问曰：“蜀人服化，无携贰之心；而吴人趦睢，屡作妖寇……今将欲绥静新附，何以为先?”华谭对曰：“吴始初附，未改其化”，“所安之计，当先筹其人士，使云翔阊阖，进其贤才，待以异礼……可以永保无穷，长为人臣者也”。于是武帝特加奖擢，“时九州秀孝策无逮谭者”(事见《晋书·华谭传》)。这次秀才对策决不止于一次人才考核，其意义几近乎于一次政治谈判。在这一背景之下，一大批东南名士被察举贤良秀孝入洛，在晋廷中占了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