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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首先需要向农民学习。”他说道。

托马斯的小公寓房租预付到一九三八年二月一日，再下去，他就不能在那里住了。那架钢琴也只好留在那里了，因为他付不起昂贵的搬运费。当他最后一次抚摸那些琴键，然后放下琴盖的时候，心里难过得如同截去了一条胳膊，一条腿。他的生命中，总有一台钢琴在等待着他，静静地等待在花朵图案的地毯上。即使在他来到人世之前，这台钢琴已经在等着他，而现在，有生以来第一次，他将不得不过起没有钢琴的生活。

就像他不得不过起没有她的生活，他心里一直明白，她总是会去北方的，在床边那只收拾整齐的行李箱上，他已经看到了这个结局。可是，她的离去依然在他的心里留下一个巨大的空洞，无法弥补的空洞。

幸好，还有别的事要操心，他得马上找到一个便宜的住处，这是个实实在在的焦虑，因为宋玉花离开带来的悲伤，暂时被这个焦虑冲淡了一些。他埋头在《上海泰晤士报》上翻找，终于落实了一间小小的亭子间，那是一个不到十平米的小阁楼，没有玻璃窗，只是天花板上开出一扇很小的老虎窗。

早在一年前，他就听说过亭子间了，那是他在上海的第一个冬天。正月里，他和林鸣在散步时遇见了一位熟人，林鸣和熟人寒暄了起来。

“他说什么？”和熟人告别后，他问林鸣。

“他说：‘但愿你今年也当上二房东。’这也算是新年的祝福吧，哈哈。”

“什么是当二房东？”

“那是现在大家都很乐意做的事儿。如果有机会从房东那里签下租房合同，把房子捣鼓一下，再分租给别人，从中可以获得可观的收入。通常情况下，二房东和妻子儿女们自己一家人住在最大的那个房间，可能是主卧室，或者是连着厨房的主厅。屋子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分租出去，包括小阁楼，我们叫亭子间，那是整个屋子里最便宜的。”

托马斯的新家在一条弄堂的深处，靠近绿树成荫的巨福路[28]。他的亭子间在厨房的正上方，二房东老黄一家四口住在主厅，和托马斯共用厨房，托马斯的房租里包括了一顿晚饭，这顿黄家姆妈做的饭，托马斯每天和二房东一家坐在一起吃。和上次租那间小公寓一样，这次托马斯也拿出了很大的一笔钱，提前预付了好几个月的房租加餐费。这样，起码他有了自己的住处，和每天一顿饭，聊以维持生活，他想好了，就这里等待宋玉花。

住处有了着落后，托马斯就开始到处找工作，早饭和中饭就在路边的小摊上解决。他喜欢上海牛肉汤面，端在手里，热乎乎的，里面有菜有肉。他还喜欢生煎包，喜欢巨大的锅盖揭开的那一刻，生煎包在平底锅里烤得香喷喷的，这香味伴随着芝麻香、葱香、肉香散开来，冬天的早上，蒸汽裹着香味罩住了他，让他心里特别踏实。每个礼拜，他都会抽出一天，穿上闲置的西服，走到雷都的卡萨诺瓦，去看望阿隆佐和查尔斯兄弟。他会先在那里听一会儿他们的演奏，等到演出完毕，就和他们坐下来聊聊天，那是他这段时间里最轻松愉快的时光。

可是，他身上的钱越来越少了，就算用最平民化的小吃来填饱肚子，也挡不住每天的小钱只出不进。每个礼拜三，他还会花几个铜板，买一份《上海泰晤士报》，这天的招聘版会更新。可是，上海的夜总会还在正常营业的已经没几个了，能给他提供一个合适的工作机会的，更是所剩无几。

而沪西愚园路、极司非尔路[29]和大西路[30]之间的歹土区域，经常发生暗杀等恐怖活动，又充斥着赌博、卖淫和吸毒等犯罪行为，托马斯是不予考虑的。日本人取缔了多处剧院、舞厅、夜总会，就和他们对皇家剧院的做法一样，逼得外国乐手离开各自的乐队，进入他们把持的俱乐部。在俱乐部的底层，他们摆上赌桌和老虎机，那里永远拥挤着赌红了眼的赌徒，卫兵端着枪在人群中穿梭巡逻。俱乐部的其他房间都被改造成用帘子隔开的鸦片间，或者是卖淫的处所。每次经过远东和华都这类中档俱乐部，托马斯都会被升腾的浓烟和甜腻的香味呛到。即使在Hollywood这种顶级的俱乐部里，空气中也充满了这种令人昏昏沉沉的味道。巨大的穹顶下，日日夜夜都有近一万个中国人在那里吞云吐雾，门口停着黄包车和轿车，挤得路都走不过。可是，真正的音乐却无容身之处。

城里的其他地方也不太平，虽然战斗已经结束，但是在抗日力量和日军及汉奸之间的对抗从来没有停止过，报纸以及杂志社爆炸枪杀事件也时有所闻，任何一方的人员，都有可能随时招来杀身之祸。一天，托马斯从薛华立路[31]走过，看见一群人围着一根电线杆指指点点，他凑近一看，吓了一大跳。电线杆上挂着一个人头，眼睛还睁得大大的，十分恐怖，这颗头颅，正对着法租界警察署，摆明了根本没有把警察放在眼里。头颅下面，还贴了一张告示，他看不懂上面写的字，听人说，上面写着：看看吧，这就是抗日的下场。后来才知道，被砍头的人是一位社会新闻报纸的编辑，受理调查这起凶杀案的警察收到了恫吓信，信里塞着一截剁下来的手指头。不久，更多的头颅开始在法租界各处出现，都附有警告信。虽然情势如此不堪，可托马斯还是要出门，他需要一份工作，否则就要饿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