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同流合污（第9/17页）

鲍罗廷一行人来到了位于西安北部的潼关，遇到了庆龄的朋友、一直在此地等候的邓演达将军，这让他们非常吃惊。乔装成农民溜出武汉后，邓将军沿着京汉铁路徒步往北行进。由于政府悬赏要他的人头，他混在逃难的饥民当中，走了250英里，最终到达郑州。在那里，邓演达获悉鲍罗廷等人将要从陆路返回苏联，于是，他便横穿过田野，赶往西面的西安。从西安再往北到了潼关，然后在此等候鲍罗廷等人的到来。他想搭车同行，苏联人便让他上了一辆轿车。

后来他们进入了内蒙古境内的草原地带。他们在草地上每天可以行进60英里。中原的炎热被抛在了身后，现在他们开始感觉到草原秋天的凉意。到达长城时，鲍罗廷的身体状况有了明显的好转。越过长城便是沙漠，此时他们已经走了800英里，离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还有700英里。他们沿着与孔祥熙关系密切的那位山西军阀地盘的边缘小心前行。再往前走就没有路了，饮用水也变得非常稀少。这时，他们获悉一个苏联接待小组正从西面赶过来，准备在半路上迎接鲍罗廷等人，给他们提供新鲜食物和燃料。

一天晚上，安娜·路易丝·斯特朗一个人出去，结果走丢了。鲍罗廷领着大家到处寻找，最后断定肯定是找不到她了。快到中午的时候，他们看到远处有一个人影。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竟然在沿着他们前进的道路走，这真是太巧了。他们开车在她的身旁停下来时，安娜如释重负地流下了眼泪。

“你到底是为什么离开的呢？”他们问道。

“我太冷了，便出去走走。”她一边喃喃而语，一边哗哗地流下了眼泪。

离开乌兰巴托4天之后，他们遇到了苏联救援车队，大吃了一顿鱼子酱。

鲍罗廷登上一架苏联飞机赶往西伯利亚大铁路火车站，准备前往莫斯科向克里姆林宫汇报。邓演达、陈丕士和其他人也在几天之后达到了莫斯科。

庆龄与陈友仁及其两个女儿，以及美国人蕾娜·普罗默一起从海参崴登上了一辆专列前往莫斯科。蕾娜在火车上便开始出现一种奇怪的头晕症状。在穿越西伯利亚荒原的时候，陈友仁那两个十几岁的女儿尤兰达和西尔维娅一直在摆弄一台需要上发条的手摇留声机。从森林地带到大草原，每到一站，前来欢迎中国同志的接待委员会都会给陈友仁和庆龄送上鲜花。庆龄不断感谢他们对中国革命及对已故丈夫的帮助，说话滴水不漏的陈友仁也对他们表示了衷心的感谢。火车咔嚓咔嚓地继续前行。

他们在中国面临大灾难的时候离开了上海，到达莫斯科时又恰好赶上了另一场20世纪最大的悲剧——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的斗争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此时列宁已经去世，对中国革命最感兴趣的那些苏联领导人——布哈林、拉狄克和托洛茨基则陷入困境之中。他们的失败使得苏联开始了长达1/4个世纪的血腥内斗，直到斯大林去世才告结束。这场政治寒冬的第一场风暴已经刮到了苏联的首都，在12月底前离开苏联的中国人都很庆幸。

庆龄到达莫斯科不到三周，托洛茨基就被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里开除了。托洛茨基传记的作者伊萨克·多伊彻认为：

这一系列的审讯非常荒唐。坐在审判席上审问这位共产国际的创始元老、无视其革命成就的人，都是一些多次遭受过惨败的革命者：失败了的起义的煽动者、从没成功过的革命者，或者是那些小派系的领袖。这些人都在靠着十月革命的光辉过日子，而在那次杰出的革命中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却遭到他们的审讯。

这些失败者也是斯大林政策的坚定捍卫者，其中就包括那个喜欢制造麻烦的印度人M. N.罗易。

托洛茨基一直赞同列宁在不发达国家发动共产主义革命的战略，并警告人们不要与像国民党之类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力量建立紧密或长期的联系，因为这些人迟早会攻击共产党人。1920年，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这个观点时，就曾遭到罗易的强烈反对。7年后，在武汉把斯大林的秘密电报拿给汪精卫，从而使武汉国民政府遭到致命打击的也是这个罗易。从斯大林不合时宜的发报时间和电报里使用的那些夸张的措辞，以及罗易泄露电报的速度之快这两个方面来看，我们不能不怀疑斯大林是故意想让武汉国民政府垮台的。

共产党人跌跌撞撞地陷入了中国的灾难当中，而这场灾难又反过来决定了托洛茨基在莫斯科的命运。他成了一只替罪的羔羊，而斯大林则成了胜利者，罗易则是斯大林的跟屁虫。多伊彻认为，罗易“尽最大的努力让中国人（共产党人）败在蒋介石的面前”。而现在，罗易又兴致勃勃地准备在政治上给身在莫斯科的托洛茨基以最后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