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同流合污（第6/17页）

“为了不给人们用以证明反动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正确性的口实”，几周以来，共产党人的活动已经明显减少。一些在武汉的共产党官员小心谨慎地请求休假，另一些人则申请辞职。共产党告诉鲍罗廷，他们应该主动请辞，而不是等着被驱逐。鲍罗廷则警告他们说，莫斯科绝不会同意这么做。

6月中旬，有人试图在一次宴会上毒死加伦将军，结果却是另一个苏联顾问被毒死了，加伦则活了下来。

在1927年初春时节，通过剪短头发来表明自己革命决心的那些年轻女同志们又把头发留了起来。大街小巷上再也看不到共产党干部们的身影，分布在各处的共产党办事处也是人去楼空。一小队一小队的治安警察和黑帮匪徒冲进共产党人的办公室，见人就抓，或者直接打死。武汉的白色恐怖开始了。

子文再次面见庆龄。当时庆龄正在准备最后一份驳斥蒋介石的声明，她不会抛弃武汉。7月12日，子文通过孔祥熙向蒋介石发了一份密码电报。作为立即投降的代价，汪精卫提出了一些能保住面子的安排，子文在电报中向蒋介石详细汇报了这些条件。7月13日，子文收到了孔祥熙的回电，内容如下：“告诉卖家，商人同意按照要价付款。希望按照约定日期发货。”

“你看，”眼光敏锐的陈友仁说道，“你认为这里的商人指的是谁？就是蒋介石。他们买卖的货物指的就是背叛武汉国民政府。这些用词表现了孔祥熙和子文当时的心态。这是一种买办的语言，他们把中国的命运当作商品来买卖。”

鲍罗廷把事态的发展情况传回了莫斯科。第二天，他收到了克里姆林宫一份严肃的声明：“武汉国民政府的革命角色已经终结，它正在变成一支反动力量。”莫斯科命令共产党退出武汉国民政府。7月14日那天剩余的时间里，毛泽东和其他仍在武汉的共产党领导人悄悄离开了。

现在实际上只剩下庆龄一个人在孤军奋战，仍跟她站在一起的国民党领导者是邓演达将军。他曾是黄埔军校里很受官兵喜爱的一位领导人，不过他是一个独立的领导人，不属于蒋介石那一派。1926年北伐期间，因其才华出众且颇有威信，邓演达担任了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北伐战争中取得的很多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胜利都得益于他的指导。

如果在革命发展过程中没有青帮或莫斯科的干预，那么最终成为中国领导人的可能会是邓演达，而不是蒋介石。宁汉分裂时期，邓演达站在武汉国民政府一边，指责蒋介石篡权和背叛了孙文的意愿。蒋介石则称邓演达是一个“共产分子”。与此相反，邓演达和庆龄只是认为共产党的某些计划是对孙文的三民主义的一种补充，他们并不赞同共产党屈从共产国际的命令和斯大林的独裁专制。现在，他们有理由怀疑斯大林是为了他自己的目的而故意干涉中国。一面是蒋介石和青帮威逼利诱，另一面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阴谋诡计，新生的武汉国民政府还没来得及站得住脚跟，就注定要夭折了。

就在此时，庆龄出面讲话了。7月14日，她发表了一项指责蒋介石篡夺革命果实的声明。她指出，没有工人和农民参加的革命不过是一种伪革命：

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做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反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

……一切革命都必须是社会的革命，以社会的基本变革为基础，否则便不成其为革命，只是改换政府而已。

为了在中国革命中指导我们，孙中山把三民主义……交给我们。目前存亡攸关的是民生主义，它是解答中国基本社会变革问题的主义……

从这个主义，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社会价值的分析和他对工农阶级地位的确定。这两个阶级在我们打倒帝国主义，废除奴役我们的不平等条约和有效地统一全国的斗争中，都是我们的力量基础。他们是建设自由新中国的新柱石……如果我们采取了削弱这种支持的任何政策，我们便动摇了党的基础，出卖了群众，而不是真正忠于孙中山……

但是现在有人说政策必须按照时代的需要而改变，这种说法虽然有一部分道理，但是决不应改变到如此地步，以至成为相反的政策，使革命党丧失了革命性，变成虽然扯起革命旗帜而实际上却是拥护旧社会制度的机关；而本当就是为了改变这种制度才建立起来的。

……今天中国农民的生活比孙中山当初痛感人间不平而终生投入革命的时候是更加困苦了。然而今天自命为孙中山信徒的人，口里谈的是阶级，心里想的却是一种实际上漠视中国千百万贫困农民的疾苦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