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同流合污（第4/17页）

鲍罗廷看到这份电报后，被其中令人费解的讽刺、挖苦弄得摸不着头脑。他问一位瑞典记者自己是不是理解错了。最终，就像以前接受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现实以及斯大林发给罗易的那封破坏力巨大的“秘密电报”一样，鲍罗廷不得不顺从。中国的局势已经不再受他的控制，鲍罗廷现在满脑子想的只有一个目标：如何带领所有的苏联顾问安全离开中国。在南京，蒋介石已经下令悬赏索要鲍罗廷的人头，全国各地都贴着缉拿他的告示。

1927年6月，记者希恩返回了上海。他答应庆龄自己将竭尽所能，力争让子文回到她的身边。浪漫而又带点儿冒险精神的希恩甚至认为自己能带着子文越过敌人的封锁线，偷偷回到武汉。

我觉得这事并不难，我所要做的只是给他起个化名，让他冒充我的翻译，跟我一起走就可以了。我们可以坐英国的商船，我俩待在同一间船舱里，这样肯定安全。蒋介石的士兵再大胆也不敢闯进来。不过，这只是我自己的简单设想，并没有征求子文的意见。

在上海与他会面后，子文似乎准备接受这个计划……他能看得出来，或者我们可以说他能看得出来，真正继承国民党衣钵的是武汉国民政府，而不是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政府。尽管遭到威逼利诱，他却一直拒不加入蒋介石的政府。他的住处一直受到密探的监视（有几处房屋自从建成之日起，就一直受到全天候的监视，他的住处就是其中的一座），这让子文非常紧张。他不敢离开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因为外面中国人居住的地方到处都是蒋介石的士兵，随时都能把他抓起来。如果被蒋介石抓住，他就只有两条出路可选：担任财政部部长，或被投进大牢。我不相信蒋介石会对他处以极刑，但子文自己不敢确定这一点。实际上，他现在处于极度恐慌的状态，我的建议似乎给他提供了一条摆脱各种麻烦的出路。他差点儿当场就答应以广州王先生的名义订一张与我同船舱的票。他对武汉事态的发展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但到第二天，他又改变了主意。我走之后，他同自己的母亲、姐妹、姐夫都谈过，而这一大家子人从骨子里来看都是反动的。

“我去武汉没什么意义，”他忧心忡忡而又神经兮兮地对我说，“你知道我不是一个社会革命者。我不喜欢革命，也不相信革命。如果政府的劳工政策把商人和工厂厂主们都吓得关门大吉，你让我怎么去平衡预算，或者保持货币流通？我无法说服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人理解这一点……你看他们对我银行里发行的钞票都做了些什么，我那漂亮的钞票啊！……现在它们膨胀得一文不值了……”

“哦，还有我的姐姐……我姐姐也不知道。没人知道事情会有多么难办。我怎么知道等我到了汉口后，那些暴徒们不会把我从财政部给揪出来撕成碎片呢？如果他们继续支持罢工和群众集会，那我什么事都做不了。他们把人们弄得群情激奋，啥都想要，他们注定要失望的……恕我直言，我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人，也从来没受到过他们的欢迎。那些暴民不喜欢我。去年冬天的那一次，要不是卫兵及时赶到，我早被他们杀了……他们都知道我不喜欢罢工和大规模集会……我去能做什么呢……”

那天他明显成了反革命分子。可第二天，他又变了，认为有更大的希望会说服中央执行委员会改变劳工政策，他非常怀念他那漂亮的钞票，认为南京国民政府不过是一个经过伪装的个人独裁政权。并且他认为，虽然武汉国民政府里有共产党人，但它仍然继承了国民党的纯正血脉。

当时在上海的还有另一个名叫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的西方记者。她以前就曾来过中国，认识不少大人物。她去了莫里哀路上的那栋别墅，发现子文变了：

也许他自始至终一直是蒋介石的代理人，一个什么事都心知肚明的伪君子。也许他以前的经历让他变成了一个懦夫，也许他认为重新合并可能会拯救中国的国民革命。从与他的谈话中我清楚地看到，他非常明白，真正的革命和真正的国民党人都在武汉，他们都需要他，但他却在二者之间摇摆不定，没有做出选择。

最后希恩告诉了我们子文的最终决定：

“我不能去，”他说，“我不能这么做。很抱歉给你带来了这么多麻烦，但我真的不能这么做。”

他显得很激动，也很不安。我坐在大厅楼梯的台阶上，吃惊地盯着他。那天下午他已经下定了决心，而现在……

“那我该怎么跟你姐姐说呢？”我问道。